「每一個廟裡都有屈死的魂。」
以「否定辯證法」知名的德國社會哲學家狄奧多‧阿多諾這句話，不禁使我們聯想到小說家黃克全在金門文壇的身份及處境。他的小說誠如廈門大學台灣文化所朱雙一教授所言，是存在哲學。很令人納悶的，存在哲學議題在金門文壇很罕見，早年只有顏生龍和張國禎小說稍有著墨，但隨即流星般消聲匿跡。存在哲學即一種自我身分的定位，這種定位不一定是政治、社會性的關懷或焦慮，主要卻是內在的自我身心的安頓。本書選錄的這兩篇作品：〈玻璃牙齒的狼〉和〈紅衫人〉歸於同樣的思考領域。這樣，我們便為本論述主題敲下了一記定音鑼。
〈玻璃牙齒的狼〉原刊載聯合報副刊，見報當天，小說家吳錦發即打了通電話給吳念真，提醒他去看。這篇小說特殊在哪裡呢？小說背景落在兩岸仍在對峙砲擊的年代，某一次砲擊經驗，但這次外在事件並非重點，這篇小說訴說的是主角，也是敘述者「我」的生命內在隱幽。「我」懷著對臭頭(瘌痢頭)弟弟某種除了血緣關係、更有一份憐憫的愛，「我」以為這份愛是無可置疑、牢不可破的，不料，有一天入夜，對岸大陸砲擊，在緊要關頭時，「我」並沒有捨身相救，反而猶豫、閃避了。當晚這一幕，狠狠甩自己一記耳光，撕裂了人性美好的一面。這件事甚至影響了他對男女情愛的態度，人性虛無的陰影籠罩著他，使他感到自己沒有能力再去奢求愛。他成了個委靡者。這是個對人性感到悲傷、絕望的故事。
〈紅衫人〉是另一個悲傷的故事，只是這份悲傷更探抵存在的深層。有一個作家寫下這個關於人和人隔閡，反而人和物更能溝通、交心的故事。小說的敘述結構十分精彩，用了仿如tautology的語法形式，tautology翻譯成套套邏輯，恆真句，或重言句。也就是說述詞複述了主詞，或者述詞和主詞之間用「或」連結，因此句子在邏輯上永遠是真的。譬如說：「藍色天空的天空是藍色的。」，或者說：「天空要嘛亮了，天空要嘛還沒亮。」這些都是無意義的空話。話說回來，但形諸語句，就成了真理。這暗喻了什麼呢？莫非不是暗喻了這個故事一旦寫成小說，便有了意義，便不是空無一物的虛無？
Tautology還有一個隱義，在「或」的兩邊，只要其中有一個句子為真，整個語式就為真。在〈紅衫人〉小說裡，故事敘述者像從連環套盒、盒中盒、俄羅斯娃娃裡逐一取出。我，茶藝館穿紅套頭衫男子，南洋米行老闆的父親。這其中有一個人說的話為真，故事及小說便為真。
但這樣的語式，無疑的，造成一股如真似幻的迷離氛圍。這世上居然有這麼一個人，他捨人而就物。在人世間，他成了個疏離的異鄉人。儘管他有人和「物」相契相通的某種歡喜，但就失去了跟人相交的這一面，無疑的，他是個精神虛無者，是個相當悲慘的不幸者。
黃克全給予外界的印象是橫跨「鄉土」和「現代派」的作家，實際上，他的小說體裁領域更廣，表示他著重敘事文體的摸索。早年，他的文字有著一種陰柔鬱抑的抒情性，是陳映真與七等生風格的綜合體，這從收入的〈玻璃牙齒的狼〉一文便可看出。他某些作品則宛如波赫士文風，採取一種解數學命題的形式及旋律。這在其〈酷刑〉、〈譙馬來〉、〈謊言〉和〈夜戲〉裡，都在再拋露得很明顯。
他在現代主義這個領域裡，走得更遠，一方面更破碎，遁入了後現代；另一方面更積極超越，更古典，或更無可救藥的浪漫。在長年的創作生涯裡，他慢慢有了自我覺知，在一篇回應傑出的同鄉小說家吳鈞堯質疑的文字裡，他這樣說：「……(吳鈞堯)對我的期許兼質疑，端在我的小說陷入現代主義二元分立的既定架構，兼又不能如實寫出金門人的真貌並指引出一條較積極的路，但他卻是用他反對的東西來反對，即他用二分法來給現代主義的二元論予負面評價，現代主義的二元論上承柏拉圖，康德以降的西方傳統形上學，我自己最近才憬悟到，尼采、海德格猛烈抨擊這種形上學的，其實不在其中的二元論部分，（海德格本人亦終未能真正擺脫二元論思維），他們最無法忍受的是形上學那種以為「世界具有一絕對性、永恆不變真實」的邏各斯（Logos）中心論。二元分立思維的功過不能一概而論，它本身所展現的主要是一種辯證法，這裡我僅提供二元分立思想功過的一個思考方向：
柏拉圖創二元論的原意或只是把它當作一種手段，用來試圖消解諸如本體與現象、主觀與客體，有限主體與無限知識之間彼此矛盾、無法銜合的困境。這困境，康德無能為力，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辯證法據說仍是偽裝及無效的--至少馬克斯，阿多諾，尼采等人都反對（近些年我見到民初北大學者周叔迦也持反對態度）二元分立最可疑的就是和邏各斯中心論互為表裡，即隱藏著前者優越於後者，世界有一絕對真實的思維。尼采反對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斥之為空無一物，不具價值的概念（在《道德系譜學》中，他斥之為「空洞的神話」，在《反基督》裡，他更不客氣地說：「純粹精神就是純粹謊言」）而周叔迦以佛教唯識學的觀點，認定絕對辯證法永遠無法使主客體真正合一。阿多諾則把這種絕對辯證法斥之為歸根究底是「同一化的暴力行為」，仍是以表面為否定性的來作骨子裡的肯定的，即肯定一種前面我所說的，那「永遠不變的本體真實」，只是，這種真實現化身為一種二元結構。
我個人的要求標準比較低，二分對立只要能提供一種辯證的動力，只要不停留在原地，只要不淪入如阿多諾所痛斥的，那在「二元分裂中主體將自己從客體中的『相對超拔』變成一種獨立和統治權力」，成為一種「主體同一的意識形態」，是值得接受的--周叔迦認為逃不出二元分立的黑格爾絕對辯證法永無寧日，達不到心靈安憩的彼岸，我同意，但就讓它永遠只是一種過程或也何妨？換言之，以二元分立的辯證法只要能提供超越的可能，我便「不滿意但可以接受」。這樣說來，我是以手段為目的，從這裡便也可以看見，我不是個如石曉楓教授所謬贊的具「思想性」的人，與其說我有思想，不如說我有「意志」。
不錯，我寫的是「意志」，是「情性」，或者更等而下之的「情緒」，往自己臉上貼金，是接近杜思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那種「任性」的自由人。
因此，吳鈞堯一連串好意提醒我的，諸如受限於二元論框架，不具備金門如實的生活性，選擇逃離，無方向等等，便一一蹈空了。我的意思是說，作為一個論述者，宜於像現象學學者胡塞爾所使用的方法論那樣，先「懸擱」所要面對的對象的「本質」，意即先不要對對象作先驗的判斷。他行文的--我不能說「錯誤」，但至少是「危險」，即他先懸定一靶心，然後朝靶心射箭。結果是，箭箭命中，但可能大多與我無關。譬如說，我儘可以回答他，我本來寫的就不是「金門性」的東西，我寫的是「個人性」，猶如七等生寫的不是苗栗通霄，他寫的是自己心靈的故鄉。所以我三番兩次重申，我的小說主要不是狹義、純粹的「鄉土文學」，而是「現代主義文學」（若以反一切既定價值，封閉系統道德的那一層面，我又算是個「後現代主義」者了，雖然，誰可能更會以我浮游無根來指責我）重要的不是選擇什麼，而是作了選擇（後現代哲學則更進一步說，作不作選擇都不重要）逃離也是一種選擇……。」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曾經在「後殖民文學」這個課目下，討論了黃克全的兩篇短篇小說：〈四個故事〉和〈夢外的人〉(《時間懺悔錄》聯經，2003)。顯然，「後殖民文學」議題依舊屬於文化扞格下、廣義的存在哲學。
黃克全無疑是個失敗的存在主義作家，但他那無止盡的開放性的失敗，或許比成功更有價值，因為那其中隱藏著無限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