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上最早的學生運動，應可追溯至二千多年前的西漢末年，當時有一位極具廉潔操守且剛正不阿的大儒家─鮑宣，鮑宣當時官職司錄，因有一次，丞相孔光出視園陵，從吏於馳道中亂跑，有違法度。恰巧被鮑宣所見，即命左右從事，當場拘捕相府從吏，並將車馬充公，丞相孔光感到很不光彩，事後雖沒上書彈劾鮑宣，但常與同僚談及此事，埋怨鮑宣不通情理。當時有人為了討好丞相孔光，即報知皇帝。當時的皇帝非常寵信孔光，也不問事情原委，立即拘捕鮑宣，以侮辱宰相的罪名將鮑宣打入大牢，並判死刑！當時鮑宣的學生深知鮑宣為人，且僅係依法執行，並無罪過，即召集了千餘名太學生，氣勢洶洶的把丞相的車駕攔於宮外，上書皇帝，為鮑宣鳴冤，皇帝因看人多勢眾，怕事情鬧大不好收場，才免去鮑宣死罪。此在中國史上可說是空前的大事件！
事隔二千年後的台灣也發生了一場震驚全球的學生運動─太陽花學運，這場學生運動的背景是在103年3月17日下午的內政委員會中，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以30秒時間宣布完成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發一群大學與研究所學生的反對，隨後抗議學生更進而佔領了國會，甚至強行進入行政院辦公室，最後於4月6日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赴議場探視學生，承諾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會再召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抗議者方於4月10日晚上6時退出議場，結束了近一個月的抗議活動。
由上述兩件古今學生運動分析，略將其異同比較如下：
一、相同點：
(一)抗議主體均為大學生：兩件學生運動的發起主體均係即將步入社會的大學生，這些學生大部分均已成年或即將成年，除了滿腔熱血外亦具有相當的知識與能力，且可說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對於自己認為不合理的事情就會有所行動。
(二)抗議規模均十分龐大：因學生平時都在一起上課，在校園中更容易召集其他學生一起參與，且大學期間相對較有時間，更容易聚集參與學運，一旦集體動員，少則上百人、多則上千甚至上萬人，規模與一般集會遊行相比更加龐大。
(三)具有組織性：學生運動均是由知識份子組成，自然而然就會產生組織分工，讓抗議活動更具有效率及持久性，在太陽花學運中，學生之間不僅有發言代表、補給、醫療甚至還能自我宣傳，這在以往的抗議活動中可以說是都沒見過的，充分發揮出組織分工的專業性。
(四)極具有影響力：不論是西漢時鮑宣的免除死刑，還是去(103)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黨團協商會議不再召開，都是由當時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執政者所作出的退讓，因為學生運動確實造成了社會的關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其影響力不只是當下，甚至影響到了日後該執政者的聲望，如果沒有處理得宜，即有可能造成政權不保，對政治人物而言，是極具威脅性與殺傷力的！
二、相異點：
(一)時代背景不同：鮑宣事件(以下簡稱前者)處於西漢時期，屬專制體制，皇帝具有絕對的權力，人民幾乎不可能有抗議行動；太陽花學運(以下簡稱後者)處於民國時代，且台灣保障言論自由，人民可暢所欲言，要發起學生運動相對容易。
(二)資訊發達程度不同：前者發生時代資訊尚未普及，受教育者係屬少數，且因資訊流通不發達，在動員能力上僅限於太學生；後者的時空背景卻是全國充斥著大學生，且資訊傳遞極為發達，從電視、電腦、手機、報紙……等各種媒體均可獲得資訊，此亦造成後者的動員能力非常強大！且甚至擴張至非學生族群，讓後續的影響力大大影響了國民黨的政權。
(三)發起原因不同：前者主要是因為無法接受鮑宣受到不白之冤，雖鮑宣於太學府任教，但這事件基本上是不會影響到抗議者本身的；反之太陽花學運所爭議的起因則是《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此案一旦通過，將可能影響全台灣人民的工作權，從此觀點上看，後者所爭的是自身未來的工作權，與前者是不同的。這兩起學生運動事件雖在時空背景上有著兩千多年的差異，但可看出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的接受外界的資訊及想法，並透過自身的思考產生了一套他們自己的邏輯思維，雖然可能還沒完全成熟，但卻也具有一定的雛形，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甚至相較政壇政客所提出的政策更加地容易為人所接受，當政府無法取信於人民時，這些學生所提出的看法相對淺顯易懂，反而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進而附和甚至站出來支持他們！再輔以當下的資訊傳播工具及手法，就會衍生出一股勢力，進可進行談判、退可留下警告，當權者應該要對此反省並作好後續處理，才有機會重新取回威信，然往往時下政府無法放下身段或正面回應，誠屬可惜。
也許學生們尚未接受社會的磨練，也有可能他們沒有看到全局，但執政者或教學者也不能忽視這一類的想法，因為這些想法之後就會擴散或影響他們的同學、朋友甚至家長的思維，最後演變成一股極具影響的力量，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