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乾祐在金門文壇可說是獨行特立、具標竿性的作家。他所操演的文本夾在新舊文學之間，或者說他的現代新文學文本，猶染著傳統「傳奇」、「通俗小說」這體裁或說文類的色調。直言之，他的小說傳奇性語調濃，想必他也有所自覺，因此其短篇小說集《相愛應是別離時》另一題名即《金門六傳奇》，其長篇小說《夢棋緣》一書封面即署「清‧南鄙遯叟傳奇／洪乾祐（世保）演作」。從他這樣新舊文學因子的纏雜，拋露出什麼樣的精神風貌及藝術型態？是本文我們對其論述的第一個旨趣。
其次，在我們仔細披檢其「金門文學三書」──《夢棋緣》、《宿世緣》、《相愛應是別離時》(收入金門文學叢刊時改題《紅樹梅》)並由前面那種新舊文學因子的對蹠交鋒，我們發現，洪乾祐乍看似舊還新的文本，竟和當代歐美結構主義符號學諸多文學主張及其實踐不謀而合，這裡引作附麗的是俄國的巴赫金語言符號學的哲學觀──對話理論。這是本文我們對其論述的第二個旨趣。
洪乾祐對島鄉的疏離，本地讀者，尤其是年輕一輩，對他或稍感生份，因此，且先引一則其自述如下：
洪乾祐，別名世保，一名維燦，1932 年出生於福建金門後浦。七歲啟蒙於金門閩南語塾師榜林鄉楊朝曙。十六歲求學廈門市立中學，投稿中央日報副刊，首篇為「漫談金門」。二十歲起八年受業於後浦塾師陳明德。故作者能以閩南語讀十三經。1961年普通考試普通行政科全國第四名及格。1963年以第一名考取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次年轉中文系。1967年文學學士，1971年文學碩士。1978年留學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先後任教國立台東師範學院、私立逢甲大學等校二十五年。著有《先商學術蠡測》，百萬字《漢代經學史》。方言研究有《閩南語考釋》、《閩南語考釋續集》、《金門話考釋》。論文有〈子夏的文學〉、〈先秦諸子百家勃興的原因〉，小說有閩南語長篇《宿世緣》、《夢棋緣》兩部。(《夢棋緣》且獲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短篇小說集《紅樹梅》。
艾略特〈傳統和個人的才能〉一文表示，藝術並無進步可言。我們且冷靜地就洪乾祐小說的傳奇性和通俗性來看其文學藝術表現。(為方便計，以下概統稱傳奇)。洪乾祐的小說上承了傳奇，跟傳奇藝術的諸多敘述形態及精神幾乎若合符節，尤其是明清時代的文人傳奇，試舉數例：
明清傳奇大抵分成「個人內在情志表現」和「社會群體意義再現」兩支脈絡在走。依清人語彙，那就是「言志」和「風教」。洪乾祐走的路子顯然偏向前者。他的身影，頗似「聊將史筆寫家門」的清代戲曲家蔣士銓，即基本上是以情御志的。或者說他的「情」並不僅止於男女情愛，他有藉由個人情志的發皇，而由情入理，將個體的位置放在於群體之中，亦將群體的「他者」經驗，融入於自己的同情之內。這使他的詩文創作，具有了「外在現實」與「內在性靈」主客觀的雙重性。
即如其自傳長篇小說《宿世緣》，洪乾佑的語言敘事符號跟巴赫金的語言哲學很契合，一言以蔽之，巴赫金的語言哲學就是「對話」，他認為所有語言無非都是一種交際，一種對話，因此其本質是社會學的。在長篇小說中，他提出「複調」這個觀念，「複調」一詞借自希臘音樂術語，即由雙聲或兩個以上獨立音調和聲部構成的樂曲。小說中的複調現象，隱喻著眾多各自獨立而彼此不相融合的情思意志，眾生平等，所有對話都等值。引申地說，所有對話既然都永遠處在對話的平等中，因此不免就有一種未完成性。《宿世緣》裡，洪乾祐處處展現出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中有所謂的「大型對話」和「微形對話」，「微形對話」又分兩種，一是主人翁的自我對話，一是藉由他人來跟自己形成對話。《宿世緣》裡主人翁有不少自我內在對話，譬如他那些內心獨白，這些獨白並不是主人翁單向、唯一意義的語言，卻是拋顯出主人翁內心情思的掙扎、甚至自我矛盾，這表露出不止息的生命情狀的對話。在整部小說中，主人翁洪乾佑的男女情愛是主幹其中一條，除了零星幾個萍水相逢、慕少艾者外，真正的傾心對象前後有黃、唐兩位小姐。故事中，與黃小姐決裂後，他改戀唐小姐，但在兩人還來不及作真正交往前，唐小姐隨即閃電改適另一位軍官。主人翁晴天霹靂，隨後一連串的敘述語言、獨白，就充滿對話性：
「以黃小姐與唐小姐相比，簡直是相差天壤！中等相貌，輕浮易動情、對愛情不專一、翻臉不認人──這是黃小姐的人品如此；溫婉美麗、用情穩慎、對愛情永遠不慾渝、對象專一──這是唐小姐的高尚人格。」
在這裡，主人翁非但今昔對話，讀者與主人翁也同時在對話，讀者或者會囅然一笑，因不久前主人翁與黃小姐情海還沒生波前，他還認為黃小姐「叉著柔軟可人的細腰，那儀態有說不出的少女美」、「看在洪乾佑怡然癡醉的眼中，那不很明亮的媒油燈，映照著她，真是美麗。」這種前後不一的對話顯露出人物內心的衝突、惶惑、扭曲，及掙扎。
又如《夢棋緣》裡寫迎城隍慶典相箱娘、鄭巧慧相約到城隍廟口廣場看戲。四月看福州班正音戲「破洪州」（穆桂英罵楊宗保，殺遼將蕭天佐事）、「探寒窯」（薛平貴征西涼，王寶釧母親探女兒苦守寒窯）；四月十四日，觀賞「桑園會」（秋胡戲妻）、「鍘美案」（陳世美不認秦香蓮）。觀戲結束，相箱娘夜裡想起在南洋的夫婿翁允吉：
「伊在南洋，敢會瞞騙我再另外偷偷娶妻？將來富貴，敢會像陳世美，不承認我？」「現在我有七箇月身孕了。若是伊連續五、七年不寄批信給我，日後我帶著囝兒去南洋找伊，伊敢會像陳世美，叫人來謀害我們母囝？」「或是幾年後有一日，伊趁大錢做官返來，來到大門口，看見我身穿破衫破褲，飼雞掃地，敢會像秋胡，手內提著白雪雪的洋銀，試試看我是不是正經？」……「就算伊不致這樣，但若是停三兩年不寄錢，叫我們母囝怎樣生活？我那有像王寶釧天大的福氣，有一箇千好萬好的老母，不時來關心！」
在這裡，古今戲劇現實充滿對話的張力(借他者來與自己對話)，真是生動精采。
不只是這部作品，洪乾祐的小說，幾乎都有這種「複調」小說常用的「對位法」創作技巧。我們不妨把短篇小說集《紅樹梅》裡六個短篇視為一齣長篇傳奇，六個短篇何嘗不指涉一個相同的主題：人情性靈與世情義理的碰撞，或說追求人世的幸福？六篇故事都彼此對話、彼此對位，然後形成一個沒有結局、不作價值判斷的整體。譬如書中第一篇〈海〉敘述侄嬸不倫畸戀，最後下場很慘，跟第三篇的〈紅樹梅〉那一位有著「傾國的容貌」、「罕見佳人」甄令儀拋夫棄子，和丈夫賈克莊的好友趙郎卿私奔，二者便彼此對位，二者景境不一又是另一種對位。其他各篇的關係莫非如此。這就是複調音樂的技法：每個聲部既獨立又彼此和諧，再結合成一悠悠不盡的整體。
(我們發現，巴赫金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甚至在唐人傳奇也隨處可見，足證語言的本質──對話──是社會性的。沈既濟的〈枕中記〉最明顯，盧生感慨自己生世不諧，困如是也。道士呂翁便施方術，演示了一種盧生自認為如此便是大丈夫榮適之道的生命情態，寵辱、窮達、得喪、死生、虛實相互對話，然後藉著時間統合一切，讓讀者對生命適與不適的生之情態及價值，也有所對話和省思的餘音)。
巴赫金語言學的另一個重要論述是「狂歡化」，此觀念是從中世紀歐洲的「狂歡節」(Carnival，一譯嘉年華) 而來的，狂歡節節日起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木神節、酒神節。復活節象徵重生與希望的復活節前有一個40天的四旬齋，期間禁止娛樂，禁食肉食，反省、懺悔以紀念遭難的耶穌，但在齋期開始的前3天裡，人們會舉行宴會、舞會、化妝或戴面具遊行，縱情歡樂。巴赫金即把狂歡節的精神轉嫁到小說敘事上。狂歡節表面上世慶祝冬去春來，萬物復甦，實則是藉機狂歡，其精神呈現、代表著對自由、平等、幸福的崇尚、對一切束縛──包括宗教、傳統規約的逸脫。巴赫金認為歐洲小說發展史上的「敘事、雄辯、狂歡體」等三種小說體裁，即沿襲自史詩、雄辯術、狂歡節這三個基本來源。巴赫金認為對話體就是狂歡體的一種變體。洪乾祐的《夢棋緣》裡有不少節慶場面的敘述體現了狂歡化，即如描敘島上連續三天的迎城隍慶典。城內四門境的居民及島上農家百姓，齊聚於城內大街共赴盛會。冷紅茶、糖食、夏果、蜜餞、扁食、麵條、鹹糕、煎牡蠣餅、稀湯麵線、棒香等小販沿街兜賣，人山人海，盛況空前。透過相箱娘、鄭巧娘之眼，可以看到東門境的「蜈蚣陣」及境主神池府王爺神輦、南門境的「藝閣陣」及境主神媽祖神輦、南門境的「公背婆」及境主神玄天上帝神輦、西門境（當年輪值爐主）的福州人高蹺隊及境主神關聖帝君神輦等隊伍，依序走過，熱鬧非凡：
街旁有數十箇衙役吆喝觀眾退得更開讓路。大家看到有二十七箇身穿黑色軍服外披「勇」字馬褂的壯漢，最前面四箇，手擎「迴避」、「肅靜」和城隍官銜諸種大木牌。再來是雙手高舉各樣木製兵器的六箇。一箇進轡手牽一匹高偉健壯鞍繫壽金紙和線香的白馬，是供城隍乘坐的；白馬神色驚惶，蹄步跳踉，有異平常。再後兩箇，合持一把橘黃色涼傘華蓋。八箇扛抬方形的城隍大轎：金黃轎蓋，左右後三面朱紅雕花轎窗緊閉，正面轎門門簾低垂，沒有人看得見城隍雕像神貌；窗櫺下和門簾下，有數方幅精鑿細刻的花木風景，亦是金黃色的。六箇徒手穿勇字軍服壯漢走在轎後。爆仗過後，一街無譁。本縣縣丞萬鵬老爺大人居前率領，協副將李思經，營都司陳紹勳，東門林豪舉人、林資熙舉人，北門洪作舟舉人和多位地方官紳，箇箇穿著官裝禮服，在城隍轎邊兩旁，手扶轎杆，緩步向前走。再來是衙門裡的劉師爺隨後居首，大小員弁，義學裡的教習秀才，士子童生，商界領袖。隊末，纔是數以千計，全島各處趕來的「隨香」民眾，婦孺老幼丁壯都有，臉色虔誠，手持棒香，香灰灑滿頭髮衣裳，一身汗濕，無哀無悔，似在衷心祈求。
在這個狂歡化隱喻裡，人們泯除了階級身分、制度規範。彼此自由無拘束、既肅穆又興高采烈地交誼。不錯，對話交誼和狂歡是辯證統一的。唯有對話才有自由，才有狂歡的親暱，也唯有狂歡的世界的感受這一前提，思想和生活的對話本質才得以被揭露出來。這點巴赫金本人在分析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時說得更精微，他說：「狂歡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們可以建立一種大型對話的開放性結構，使人們能把人與人在社會上的相互作用，轉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級領域中。」這種精神跟蔣士銓「以情關正其疆界」主張初心容或不同，但最終達到其目標「倫情交誼」的效果卻是一樣的。這種「倫情交誼」的境界，既完成了某種精神主體的理想建構，也經由平等活潑自由的互動，把個人和社會團體群組綰結起來。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王璦玲有一篇〈「以情關正其疆界」──論蔣士銓劇作中之性情、道德主體與史筆〉，我們發現她對蔣士銓的論點和評價同樣可以用在洪乾祐身上，特引錄如下，以作為本文總結並向洪乾祐致敬：
「劇作家這種將敘寫重點完全放置在記敘時人生平事跡的寫法，對於傳記體傳奇的發展言，展現了『形態上』的重要意義。就表現的層面言，這種敘寫方式明顯地擴及作者的人際關係，包括與親人、摯友、門生等這些作者生命中重要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互動 ，即所謂的『倫誼交情』，而在這種人際關係的互動氛圍中，作者似乎期望從一種『群體』與『個人』的關係去烘托出這個『個人』。這類傳記性作品與前文所引述巴赫金所謂的第二類傳記──『社會生活傳記』，有些相近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