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爾。
顧炎武生於1613年，初名絳，字忠清，明亡以後，改名炎武，字寧人，江蘇崑山人。曾化名蔣山傭，號亭林，學者稱之為亭林先生。先生一生注重經世致用，也就是強調用所學的來為社會服務，同時提倡實證考察的治學精神和方法。先生的祖父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學者，藏書豐富。先生從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影響，刻苦學習。十歲時，祖父指導開始閱讀《孫子》等兵書和《左傳》、《史記》等重要史籍。十四歲時進入縣學，增長知識，知識越豐富，他卻開始考慮如何用學到的知識為這個社會服務，一心一意想把學與用結合在一起。
明朝滅亡後，某天與一些學者友人分析明亡的原因，先生十分沉痛地說:「那個時候，從做官的到做學問的人，都太愛空談了。一天到晚，不是老子、莊子如何如何，就是孔子、孟子如何如何，說得天花亂墜。可實際呢？他們一不學有用的文韜武略，二不懂過去興亡的歷史，三不考察當今的現實環境，內心是空的，結果敵人侵入我們的家門，有識之士卻任其宰割，怎能不亡國呢？」先生每思及此，莫不痛心疾首。友人皆同意先生之高見，只是當時讀書人都相信王陽明才學，畢竟他是有名的大學問家啊！「我最反對的就是王陽明。」顧炎武激動地揮著手，「他說的『心外無物』，就是說，凡事都是從心裡想出來的，這是毫無道理的。我認為要知道事情的真相，除了實際去考查，沒別的辦法。了解了以後，有了學問，還要用到實處。否則，光坐在屋子裡空想，能想出什麼有用的東西呢？無知又盲從的讀書人一昧地相信王陽明的學說，嚴重影響務實的風潮。」
顧炎武的思維，就如同黃宗羲(1610-1695)之有感於明代學風之衰蔽，好為遊談，束書不觀，以致最後亡國。黃宗羲雖繼承了同鄉先輩王陽明的學說，特別是「慎獨」和「事上磨練」。但陽明後學們往往流於空談，黃宗羲卻完全沒有這種缺點。他強調「學必源於經術，必證明於史籍」，一掃晚明理學家高談心性、束書不觀的習氣，成為新時代學風的先驅者。
顧炎武對於宋、明以來學術敗壞深有感觸，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命題，認為離開經世濟民而談玄說妙，是宋、明以來理學的最大弊端。只有以「實」濟「虛」，才能以「修己治人之實學」取代「明心見性之空言」，具體就是「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先生解釋說:「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其宗旨就是「治學」與「做人」。「博學於文」講的是治學問題，所治之學為關係到國家民族的有用之學，即「實學」。「行己有恥」強調的是做人問題，做人必須明白何為恥辱之事、人禽大防。這種治學宗旨與理學末流一味追求心性空談、八股俗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先生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經世濟民之實學，今日的文人或公務人員，是否有如此之胸懷？抑或是仍然相信空泛的玄學，好為游談、高論心性、束書不觀的本質？因循苟且，而不提倡經世致用之道？卻一味地相信程朱的理本論，長此以往，傳統的束縛將牢牢困囿文人或有權力管理百姓的有識之士─故步自封，何來治理國家之有用之學？現代人的生活享受，多數人極盡奢侈淫逸、聲色犬馬之能事，為物所役，何來高節的人品與道德價值觀？午夜夢迴，倘遇見先生，何以面對先聖先賢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