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民國27年6月至10月）：從開封陷落至武漢陷落。此後國民政府重心轉移至西南大後方。
後期（民國27年10月至34年8月）：從武漢陷落到抗戰勝利。為對峙迂迴時期，此期各戰線大體穩定，日軍只佔領城市和交通線，我軍據守鄉村。本時期又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民國27年10月至29年3月）：與日軍相峙於桂南、粵北、湘中、鄂北、晉南等地。著名第一次長沙會戰於本階段爆發。
第二階段（民國29年3月至30年12月）：與日軍相峙於綏中、晉東、晉南、豫中、豫南、鄂西、湘中、粵北、粵南一帶。戰爭幾全由陸軍擔任。第二次長沙會戰，及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殉國均發生於本階段。
第三階段（民國30年12月至34年8月）：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到抗戰勝利。此階段特徵有三：其一、美援加強；其二、蔣委員長任遠東戰區盟軍最高統帥；其三、中共乘機擴張。而有名的第三、四次長沙會戰亦於此階段發生。
雖然世人每以八年抗戰來描述中日之戰，主要係緣於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後，蔣委員長發表盧山講話，指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中華民族再也忍無可忍，毅然對日宣戰而計算起的。其實日軍侵華行動早在民國20年，藉口柳條溝鐵橋被炸，強佔瀋陽，即世稱九一八事變即已開始，其間經歷了民國21年1月28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等侵華行動，故抗戰經過理應自九一八算起，共計十四年之久，此期間計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一一七次，小戰鬥二八九三一次。
從國府對國軍官兵撫卹數字可看出：整個戰局，以前三年最為激烈。而最艱危險惡者當為民國三十三年間，當時日軍因其本土與海洋交通漸受美軍威脅，遂決定在河南及湘、桂發動大規模攻勢，圖打通粵（平）漢鐵道，於是舉精銳部隊五十餘萬連陷洛陽、長沙、衡陽、桂林、獨山（距貴陽六十公里），陪都震動，美方尚建議我作遷都準備，國軍除星火急調駐陝及空運滇緬遠征軍回師拒敵外，並決於黔北佈防、堅守重慶。至12月8日，援軍收復獨山，戰局始穩。無論如何，我國在這場戰爭中所蒙受的浩劫卻是無法形容的，綜合各項資料顯示，國軍傷亡高達三百二十一萬餘人，動員數達一千四百餘萬人，戰債一兆四千六百四十億元。民間傷亡及財產損失，則更難以計算。亦間接造成戰後中國政府分裂為二的原因。
史觀意在分析，以為後人殷鑑。為了化繁為簡，擬就組織動員、人員任免、傷亡撫卹及軍備比較四方面來探討：
組織動員：曾參與抗戰的旅美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曾言：幾百年後，當人們讀到這一段中國歷史（抗戰），可能會懷疑：中國的領土比日本大，人口比日本多，歷史也比日本悠久，為何是日本打中國，而非中國打日本？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可以答覆：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組織軍隊，與日本戰鬥的資格，始終缺乏動員的準備。為了加強讀者印象，他特別提到事實上一直到民國五○年代：街道上所見的全是軍用汽車，可見當時擁有機械交通者只有軍隊，像這種情形，一旦發生戰事，軍隊就毫無後援了。
且以本文所述的抗戰前夕內戰兵變之頻繁、軍隊號令之不統一、中央政府政令未能有效貫徹全國之情況下，欲求全國資源統一調撥之動員工作，其困難可想而知。僅舉徐永昌履綏遠省主席一事，就可看出來當時中央號令之阻礙性及鈍重性，反觀日軍調動之靈活性及機動性，益見其動員之完備。當然這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習得西方之資本主義有關。而整個中國，當時仍處於內亂兵變之階段，在此情形下，雙方組織動員能力之優劣可想而知。
戰爭的掌控者是人，若有完善的人事制度，不但可培育出較優秀之軍人，亦較能激勵士氣，國軍人事制度大部份學自德、日，雖有完善之法令，但徒法不足以自行，由於政治環境的紊亂。使得人事作業一直無法上軌道。因此不管是正規部隊或是地方部隊，首先需注意的各單位的歷史，及其部隊長與統帥部的人事關係，有些尚是鞭長莫及。為了深入探討，僅舉任免及撫卹來分析之：
人員任免：自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時代，軍隊僅知有私人團體，不知有國家。至北伐統一後，政府逐步推行人事制度，力矯積弊，但除中央軍外，仍多遷就現實。及抗戰軍興人事變化大，更無法講究制度，一般團長以下任免，均由軍長先行處理，後再備案。不過若干部隊主管，由於引用私人積習未改，致造成大量黑官。而地方部隊更是嚴重，如晉系是「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挎（閻錫山為五台人）；湘軍何鍵是「非醴毋視，非醴毋用」（何鍵為湖南醴陵）。
一般來說，中央軍由於流動性大，因此較講求師生、同學、故舊關係；而地方部隊則較講求血緣、地緣等鄉土色彩，西北馬家軍（馬鴻逵）的用人標準「甘、馬、回、河」，即甘肅人，姓馬，回族，特別是河州籍人最易受用，尤為一大典型例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