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文史學家黃振良孜孜矻矻鑽研在地閩南文化及戰地史蹟近二十年，出版《蠔鹽之鄉話西園》、《先賢行跡採風》、《閩南民間信仰》、《金門農村器物》、《金門戰地文化實錄》……等二十五冊文史方面的專書後，終於把其筆鋒轉向了小說，而且一出手的就是近二十萬字的長篇。這部長篇小說《迢迢歸鄉路》一來是其文史哲學戲劇化的衍化及延伸，二來是他遂了自己的文學心願。不妨說，是他埋首金門家鄉文史多年後，終於不得不用另一種「曲筆」，來演義、宣洩自己對這片故土的悲歡情感。我們別忘了，黃振良年輕時代原來是個文藝青年，他曾經以曉暉、谷雨、康寧、司馬疆埸、江朔峰、黃裔為筆名寫散文，其文學處女作就是散文集《掬一把黃河土》。
小說《迢迢歸鄉路》寫販布女淑女，原來是金門對面的蓮河人，挑擔在蓮河內地、大小嶝一帶販賣布匹，因緣際會結識在渡輪上工作的榮福，不久即嫁給家在金門西黃（今之西園）的榮福，先後生下二女，大女兒寄養在蓮河娘家，日本佔據金門，參與抗日行動的丈夫榮福和小叔榮才先後罹難，接著國共內戰，大陸淪陷，從此在金門夫家的淑女和滯留蓮河的大女兒分隔兩地，再也回不去。直到政府當局開放探親前夕，她才輾轉經由香港回到故鄉蓮河老家，跟大女兒相認。所以這條歸鄉路是指從金門回到蓮河。
《迢迢歸鄉路》可歸類為「普羅文學」、「常民書寫」，「寫實主義」，或「鄉土文學」。
「普羅文學」以為中下階層的生活面才有可歌可泣的高貴題材。原指無產階級工人的文學，Proletarian literature此一語詞源於法國、俄國如馬克思、列寧等的社會主義者，主張文學應為勞動階級而寫，主張藝術應為人生、不應為藝術而藝術。簡單地來說，就是「為民喉舌」的文學。
三十年代創造社分子郭沫若、成仿吾等所提倡的就是所謂普羅文學。
「常民書寫」是指文學作品中大量以常民做為書寫的對象，是台灣新文學的特色。形成這種文學現象的原因，則跟台灣島嶼的歷史變遷、政治環境與社會發展有關，王詩琅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都一樣，最初的發展形態，是一般文化的派生現象與現實緊密結合而誕生的，因此，台灣的新文學當然也不能例外。（見王錦江／王詩琅，〈懶雲論─台灣文壇人物論述〉（4）、《台灣時報》第二○一號，昭和十一年八月。）
「寫實主義」或稱之為「現實主義」，通常是指19世紀30年代以後在歐洲文學藝術中繼浪漫主義後的一種主要文藝思潮和運動。浪漫主義演變成一種煽情的浮誇以後，人們期待藝術回到生活現實的寫實主義隨之興起。而十九世紀工業化迅速發展，為社會帶來巨大變化，敏感的藝術家把目光轉向身邊發生的現象，將現實化成為藝術作品，實實在在地重現當時社會的種種情景。他們的創作理論和實踐，構成了寫實主義的潮流。寫實主義作家大多經由自己的作品，揭示社會的矛盾和不公，表現普通人和他們的生活，頌揚他們心靈中的美好。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徵是反映生活的真實性、強烈的暴露性和批判性、人道主義思想、描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假如以黃振良的這本《迢迢歸鄉路》為社會寫實小說，這種說法是很貼切的。依匈牙利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格奧爾格·盧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寫實主義文學的批評理論，寫實主義者必須透過社會的表象去掌握其背後的本質，而這本質即「社會關係」（註一）。《迢迢歸鄉路》小說精準掌握「社會關係」的人際互動下的生活及生命價值，在這部小說裡，這份價值、社會關係即一種儒家的人際倫理。
傳統的寫實主義以「變動／發展」作為文學的正當主題。其觀點乃主張「人是社會的動物」，認為人的存在和他的歷史環境不可分割，人與外在世界是個有機統合的整體。且認為「背景」是具有壓倒性意義的（現代主義正好相反，它排斥這種背景），它決定了作品的路線和內容的進展，收攏著所有故事的描寫線索，令作者能對重要的與表面的、關鍵的與穿插的情節之間做出選擇。也因為有此一目標，客觀的具體可能性和主觀的抽象可能性便順利被區分開來，給予作品以實際的意義和希望的所在。
盧卡奇又以長篇小說必然展現出兩種意識，一是階級意識，二是歷史意識。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稱譽的盧卡奇（他本人不承認），標舉階級意識是想當然耳，《迢迢歸鄉路》但有歷史意識罷了，而且是強烈的歷史意識。「具歷史意識」這件事本身，顯然是文史作家黃振良濡染了小說作家黃振良。前面我們引盧卡奇寫實主義小說論，說「背景」是具有壓倒性意義的，「背景」是否具壓倒性意義，暫且不論，但在《迢迢歸鄉路》這部小說裡，歷史時空及歷史意識貫穿了整個故事文本，「賣布淑女仔」，從民國初年挑擔販布、嫁入金門西黃（西園）夫家，經歷日本人佔據金門島、國共內戰、大陸淪陷，家人親友分隔兩地，直到她歷盡辛苦波折，終於回到大陸蓮河老家尋親，全書共二十個章節，大體上循著直線的歷史時空推展，人物被強大的時代及其命運左右撥弄。
黃振良在本書〈後記、鄉園舊事〉裡自謙地說：「或者說我所寫的這只是一個故事，而稱不上是一篇小說。」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區分了「故事」和「情節」，「國王死了，皇后也死了。」這是故事，「國王死了，皇后因傷心過度，也跟著死了。」這是情節。簡單地說，「情節」就是加了因果關係的故事。但這樣的分別仍嫌粗疏，「情節」是應該要著重追究那份「為什麼？」的。越是強有力的小說，「為什麼？」越是深入而多重。《迢迢歸鄉路》在「為什麼？」這方面若再多所著墨，其感人的力量當更深沉。
其次，《迢迢歸鄉路》裡的人物，都表現為佛斯特所歸類的「扁型人物」，（或稱之為「典型人物」）也就是說，人物的性格並未隨情節的發展而有所變化，這或是缺點（性格僵化），但也是優點，優點是性格鮮明而強烈，即如淑女的認份，榮才的尊慕兄長，都成為典型。
《迢迢歸鄉路》無疑也是一種「常民書寫」，游勝冠在《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一書裡，以台灣文學是台灣自身存在的自覺，是台灣本土自覺開發的肇始，本土意識的再發展，就是台灣主體性的昇揚。葉石濤則認為臺灣新文學運動其實是臺灣人追求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的文化運動的一環。或應該這麼說，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其實和政治意識形態無關，它真正的意圖是獲得臺灣作家的創作自由，繼承傳統，吸收外來前進文學以締造充分反映臺灣各族群的外在生活和內心夢境。黃振良浸淫金門文史數十年，對源於自己島鄉這塊土地及其族群的本土意識豈會沒有自覺？那是不可能的。本土意識只是壓抑或蟄伏，時機成熟時，便會迸發。《迢迢歸鄉路》正是金門本土意識尋根尋鄉意念（心靈故鄉）的開花結果，這既是黃振良，也是金門文學，一項值得慶賀的成就。
「鄉土文學」簡單地說，就是指描寫人和土地關係的文學。金門文壇陳長慶寫的小說，就是道地的鄉土文學。原鄉是他們創作時的活水泉源。但鄉土意識不只建構在文化的本質（cultural authenticity）上，也建構在文化的混雜性（cultural hybridity）上。這點在金門本地的文學作品中較少自覺及反思。
最後，《迢迢歸鄉路》有一點值得標舉的是，小說裡再現了許多金門先民的美好質樸的一面，譬如淑女寡居勤儉持家、尋親，不怨天尤人，安然接受命運。榮福、榮才兄弟戀鄉愛土的無私情操等等，在在令人感佩（註二）。小說裡同時也再現了早年本地風土民情，充分可見作者從事文史工作的嚴謹考究工夫。譬如描述沙美老街實景：
不到一丈寬的沙美街，雙邊都是兩層樓的商店，每邊約有四十多個店面，樓下開店，樓上住家。街道是橫條的石板路，商家前是一條寬不到一尺的石門檻，除了店門部分預留的一或兩個門臼，其他部分則挖一道槽溝。每天開關店門，將一條條兩寸厚的木門板按其編號從門的部分沿槽溝穿上到定點，最後再把單扇或雙扇的門板穿上，關緊上閂。次日清晨開門時，則循反順序一一卸下門板，這是一種全開式的店門。
布姆的布店在整條街的下風處那家「蓮美布店」，這家商店的店門是另一種半開型式。開在旁邊三分之一處的是店門，可容兩人擦身進出，另外三分之二是店窗，門與窗之間是一條固定豎立的門框。店窗靠地面部分，是固定不動的厚木板，大約到成年人腰部下的高度，以上部分則穿著一條條窗板，白天打開窗板做生意，晚上則將窗板一塊塊穿上，再關門上閂。
全開式的店門，是容許客人進店內接洽或挑選物品，半開式店門客人只能站在店窗外，講明所購何物，由店家將貨品拿來放在窗內的櫃台上，供客人挑選。店主人各依自己所賣何物，是否需要客人進店，再將店門裝成適合的型式，以因應客人的需要。
這幕情景喚醒了筆者早年的記憶，那是段艱苦的日子，但也是段美好的日子，時日風光的美好主要是附麗在純樸心性、附麗在人情世故上的，至今仍令人興悠悠思古之情。
註一：盧卡奇著有《歷史和階級意識》、《現實主義論》、《小說理論》、《心靈與形式》等書。
註二：淑女的安坦接受命運，倘使和沈從文的短篇〈夜〉裡那在死了老妻後，決意掘兩個墓坑，把自己和妻子同埋地下的老頭子相比，是有些意思的。夏志清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裡品評此一角色：「他不動聲色，接受了人類的苦難，其所表現出來的端莊與尊嚴，實在教人敬佩。」但夏志清是把老頭子和因自己老態龍鍾而憤懣的葉慈相比，也跟海明威的短篇〈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中那個為生存空虛感所苦、上吊自殺不成的有錢老頭子相比的。我們何嘗不可這樣看淑女、榮福夫妻和榮才，他們在生死關頭到來前，所表現出「生何所歡，死何所懼」的生死觀的明淨透澈，或竟更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