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歷朝歷代奉行孔孟之道。孔子宣導「博學之」、「篤行之」，教人以仁，然後孟子又教人以德，提出「民貴君輕，君為民而立」的社會政治思想。孔孟之道以「仁德」教化人民，待人要寬厚而好施恩德。
宋、明時期，儒學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形成宋明理學，明代理學再次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理學分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其中陸九淵是心學的創始人，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
明朝中葉之後，儒家的思想、理學的觀點得到傳承和空前發展。王陽明先生（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諡號「文成」。他因上疏而被貶謫之後于龍場悟道，窮究「格物致知」之奧秘，援疑質理，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創立「心學」，集大成並將朱子理學推向嶄新的境界。「心學」成就了他的「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實現了中國古代的最高人格理想。他的新思想被後人廣為傳習，同安的蔡復一就是其中的追隨者之一。
有傳記為證，在明代舉人同安嘉禾里（今為廈門島）池顯方的《晃岩集》中有〈蔡敬夫先生傳〉一文，文章結尾論曰：
公每相晤，皆切劘性命之宗，真理學君子也。經濟文章，其剩技耳！人方吾張襄惠，夫襄惠不喜王文成之學，則識遜公遠甚。公取法文成也，且悟如陸象山，才如曹子建，疏如陸敬輿，策如賈長沙，孝如庚子輿，友如陸雲駒，忠君如武侯，愛士如謝玄暉。有云徒優治行，有云尤工駢語，是何足以知公哉！
由此可見，在池顯方看來，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理學大家。對他來說，經學致用的管理才幹以及名篇佳章的創作，並不在話下。先生效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在治理地方和軍隊指揮方面有突出的政績。
清乾隆十八年（1753），廈門玉屏書院竣工。清道光《廈門志．卷九．藝文一》載述了清人白瀛因之作《玉屏書院記》，其碑文現存於廈門五中校園裏。
碑記曰：同安自紫陽朱子主邑簿，建高士軒、畏壘庵，倡道興學，聞風踵起者，代代有傳人。如林次崖以理學名；洪芳洲以文章著；蔡元履以經濟稱。其他彪炳史冊者，未易馨述……因志數言，勒諸豐碑。
碑記大加稱頌明代同安籍的三位傑出官員。其中，蔡元履即歷史文化名人蔡復一先生（1576-1625），萬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進士，居京師刑署，多次升遷官職，最終總督貴州兼巡撫，五省經略，七省提調，以經世濟民聞名。
先生少年時嚮往聖賢之學，立志成才。他攻舉子業，誦讀朱子注釋的《四書》等必修名著，作八股文。十九歲得志步入仕途，開始探究朱子學說、王陽明心學的機理，以經學致用踐行「民本」思想。
他無不是深受王陽明「知行合一」理論的影響。一般認為，「經學」，強調人們立志學習，要有遠大理想抱負，胸懷天下。「致用」的內涵則是「學用結合」，即強調要做到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注重實效。這也正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中的道理本來就是相通的。簡而言之，只有做到學與思相結合，並將所學知識應用到生活、工作之中，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才是有用之處的。
先生談論儒家經典《大學》時說：所謂大學，是人們以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為根本，而並非求之於外。一人獨尊為大，古人尚天，天為最大，天地古今人罷了。致知事物整體為「無我、無物、無非我、無非物」，因此說誠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事物有主次之分，端正自己的心思研究一物而已。真的有界限分明的兩個事物，那裡又有主次的區分。窮究事物的原理，便是格物。研究的事物有主次的事物，沒有研究的事物就是混在不清的事物。窮究之後事物融為一體，我們就獲得了知識。不深入探究就無法明白事物的原理，獲得知識了就會融會貫通。《大學》全書的內容無非就是「格物致知」的注釋，沒有遺漏需要彌補的。要說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誠意」這一章遺失「致知」要先有個過程。
在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是明君與賢臣為維護和鞏固其統治而提出的一種統治觀，其基本思想具體表現為愛民、安民、恤民等。先生極力贊同這一觀點，並身體力行。他深入民間，與老百姓有過廣泛親密的接觸。下基層調查研究，事必躬親，收穫的成效頗豐。
先生講到「約束自己的私欲，以公事為重」時說，「只有約束自己的私欲，才能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沒有克己奉公，怎麼能由己及人呢？也就是說，只有做到由己及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克己奉公。沒有作對應的比較，就不會明白自己的情況。」先生經常這樣說「蔡某有生以來有三句話銘記在心，即「報國恩以忠心，擔國事以實心，持國論以平心」。「他還說：蔡某只是學會『正己不求』四個字而已」。
四百多年一晃而過，我們現在不妨用歷史的眼光來一一回顧先生愛民如子、為民著想、替君分憂的感人事蹟，審視他那充滿傳奇色彩卻又坎坷的人生。
事例一─萬曆丙申二十四年（1596），先生官拜刑部，任主事。對過去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時，他以座次（官職）的末位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判，資格老的官員在這一點上就不如他了。
時逢處置獻交的俘虜，刑部擬全部處於死刑。先生對審判定罪提出辯詞，他說：「應龍的女婿宋承恩在開戰之前就解除婚姻關係，之後才被俘獲，其個人的心跡都沒有可疑之處，倘若受到未娶之女的牽連，那何以作為勸降歸順者的例子呢？楊通漢的父親可殺，但他年幼，我朝如何對待孤兒是有明確規定的，即寬恕死者的遺屬而免於死刑，這樣還不足以體現對叛逆者的懲罰。為此，通漢應判為奴，承恩應無罪釋放，其餘七人也應減刑從輕發落。」
這樣，人們都佩服先生能做到就事論事，體恤民情而法外開恩。
事例二─萬曆丙午三十四年（1606），補兵部空缺，先生任武庫郎中。每次從安民的角度出發，陳述籌措邊關的軍需糧草事宜，司馬（兵部侍郎）均予以採納。一時間他的聲望提升，依例應作為布政使或按察使的舉薦人選加以提拔。
事例三─萬曆辛亥三十九年（1611），先生奉命出使公差，順路探望故里同安，並不驚動當地的官員，也不打擾左鄰右舍，仍然向好友借貸以度日。同安城外的東山極為清靜，先生用茅草蓋了三五間房子，名曰：「壺隱山房」（又稱東山草堂），只容得下小床。先生在此種植蔬菜，養護花卉，詠讀詩文，不聞窗外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