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質上是執教於杏壇的學者，石曉楓的純文學創作量不多，我讀其文既少寡，論其文也就頗危險，但這危機正是我的轉機，我因此可以跑野馬地把自己無限的揣想、投注在她的視境裡。
她的文字一半在模仿現實，一半在模仿文字藝術創造本身的創造，我在這夾縫中便有了自已的論述空間，或者說便有了自己的創作空間。石曉楓的創作指向一個生活的迷惘或謎題，我的論述試著解答，不，試著回答這個存在之謎。同時我的論述偏向於詩話和札記之屬，如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和陸紹珩《醉古堂劍掃》之類的雜匯。這種印象派的文筆看似充滿了空隙，但可說不定呢？直到兩百年後，我們不也才恍然覺知到，尼采的札記、格言，竟潛藏著理則的體系？
我可以這樣子說嗎？石曉楓基本上是私淑余光中早年《焚鶴人》《聽聽那冷雨》那類的智性散文。「散文」根據中國大陸學者孫紹良的說法，分別是Prose和Essay，前者不是獨立體裁，而是一種表現手法，後者是一種主智文體。假如我們同意其分疏，那麼石曉楓的散文，主智的那一部分色彩是Essay，不特顯出形式因素的那一部色彩則是屬於Prose。她沒有什麼形式手法的表現欲，只是順著自己的情智走，有時候又反過來，難以駕馭地被文字帶著走。
清爽、明快、溫潤之氣，是讀她的散文時，最常烙印在我們印象當中的幾種感覺，是略近於中國大陸的周曉楓和王小波之間的理氣綜合體。
散文有所謂筆墨濃淡參差的寫法，筆墨的濃淡及其參差，至少有一種判別法或是值得我們參考的，試舉有日本的張愛玲之譽的劇作家和散文大家向田邦子那篇〈游魚眼中滿眼淚〉為例：
「小時候我很不喜歡吃小魚乾。」
不是說我討厭吃魚或是討厭沙丁魚，而是用乾草繩穿過魚眼睛讓我覺得很恐怖，看到就覺得眼睛發疼，根本沒有食欲。
不記得是幾歲了。有一天祖母用火爐在烤小魚乾，站在旁邊的我看著四條串成一串的小魚乾問：「牠們是兄弟姊妹還是朋友呢？」
前面這段文字，絕大部分是淡墨，直到「牠們是兄弟姊妹還是朋友呢？」這句話出現，才揮出一筆濃墨的筆觸，使得語意急轉而下，頓顯深沉而厚重。這就是所謂的墨之濃淡參差的寫法、布局之一種。
石曉楓散文文字的筆墨，稍嫌濃淡通篇一致。風格如人格嗎？她向來是嫻雅那型的，很難想像她有叛逆的影子，然而她果然有的，她卻是用一種想像力來充當自己的叛逆行為，儘管那難免有茶杯裡的風暴或茶杯裡的江湖的味道。然而對行文無甚曲隱的她來說，也堪稱無風起了波浪，有了不一樣的風景，這也就頗有可觀之處了。
試舉下面這篇〈房事物語〉為例，全篇淡墨中有兩處參差著用典的濃墨，都落在開頭第二段，一是舉海明威的短篇〈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使得本文有了現代主義存在哲學的荒謬性，一是引了芙蘭西絲．梅耶思的長篇《托斯卡尼豔陽下》，使得本文她的身分形象跟引用的典故中的女主角互相疊印，當然同樣加強了故事的象徵指涉，以及其他兩篇任讀者隨機想像的寓意。譬如婚姻情感的傷痛及其應對，就讓遠方（異國獲更遠的文學國度）的那女子來替自己發言及辯證：
「在經歷一段意料之外的婚變，當離婚的種種擾嚷喧囂都徹底平靜下來以後，我算了算自己還剩下什麼：一個已屆成年的女兒，一份專任的大學教職，一筆額度中等的有價證券，一個有待我自己創造的未來。雖然離婚是一件比死亡還要難受的事情，但奇怪的是，在過了那麼多年緊密的家庭生活以後，離婚反而讓我有一種回到自我的感覺。我急切渴望能在另一個文化中檢視我自己，並超越那個舊我。我需要實質層面的東西，佔據我過去生活留下來的心理空間。布瑪索利莊園有它既有的作息，既有的生活韻律，應該可以助我塑造一個新的自己。」
這處用典無非就是她隱晦的小小的叛逆。這兩處用典算是濃墨外，接下來一連串買房看房的敘事，都是淡墨。但有些什麼暗流仍然潛伏著，挽救了疏淡無甚波瀾的敘事及其行文。看房過程中，她逐一遇到虛張聲勢的大男人、蓬頭垢面的妻子、一個褓抱一個滿屋亂跑的小孩、日薄西山、緬懷昨日的老太太阿嬤、「物質生活窘迫中的奢華」、「和她的小兔映照成無以名狀的荒寒」的都會女郎、麻雀變鳳凰現實版的幸運女子………。凡此種種，都化成她的自我指涉，自我諷喻，也是她的自我想像。就是憑著這種自我諷喻、自我指涉的想像，她有了漸悟或頓悟帶來的力量，整篇文章的力量也由茲而生。最後，她碰到一間夢寐以求的房子，看似結局完滿了，但急轉而下， 一切的美好又成灰，這又是另一個自我諷喻。直到這裡，文字才成為一篇暗藏玄機的寓言，有了相當的深度，也才不至於僅只是一篇單調的紀實。所以我們不妨說，這是一篇藉找房子看房子來諦視自我心靈惆悵與迷惘的文字。
散文家石曉楓不能算是一個形式主義者，一般說來，形式主義者是個內心沒有安全感的人，需要棲身在某種儀式中。但她也不算是個吟遊詩人（一個隨興者），她正好介於這兩者之間。中庸之道給了她筆調舒緩的文風，假如要說有什麼缺憾的話，那就是連帶地讓她的文字色彩不夠強烈，面目有些渙散。
但文字色彩不夠強烈，面目有渙散，跟文字邏輯語法的運筆是兩回事，石曉楓的行文運筆，其敘事描摹毋寧是緊湊的，中間少留空隙讓讀者介入，展現出她的某種矜持及自主。我們的介入方法是成為作者，或說參與方法是藉由認同而化身為作者。認同與化身某種理路就如同維摩詰講的：「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宋‧姜夔說：「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現既然要披覽觀讀石曉楓，只好隨其人，隨其文，隨其病，深履其境。
石曉楓散文其語言精準，字句段落鋪衍而成的意義，少留給讀者想像填補的餘地，這又帶給她一個缺憾，那就是「意隨言盡」。她把意思說完，說得周全，結果每每卻讓讀者悵然若失。散文的理想境界原是「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在〈時鐘〉這篇散文理，不確定、模稜兩可的想像充斥全篇，既比附了時間的真幻迷離，又暗示了人在時間之流中的失措及迷惘。她只能隨著自己的想像游移，生活的景境竟如此不堪及無奈。人有想像，原是企圖對生活的反抗或逃脫。文中引了西班牙畫家達利著名畫作（記憶的永恆），這幅作品的畫面以荒蕪的加泰隆尼亞山水為背景，散布著四隻柔軟如液體的時鐘，分別是掛在樹枝上、搭在魚胚胎狀的物體上、攤在木檯子邊緣，檯子上還有一棵乾枯的樹枝和另一個爬滿了螞蟻的時鐘背面。石曉楓既然用了這個典故，那麼她就也早把其想像也一併過繼給我們。我們或可以想像石曉楓正被扭曲的時間及記憶給困住了。
但其實，她也可能從時間及記憶中逸脫了，同樣是藉由不斷的想像。
據說軟掉的時鐘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內在意義，那就是代表著肉體與精神的陽痿，進而象徵著精神的坍塌，所以他創造了這樣一個符號，深刻地揶揄了人類意識深處的某種靈魂的腐敗。達利正是在為人類唱一曲輓歌。
畫中螞蟻密集在錶面上，這些是象徵腐敗的形象，據研究，在達利的作品中，忙碌的螞蟻通常是緊張、焦慮和衰老的象徵，暗示著達利潛意識裡的恐懼、無力、不安和性焦慮。它們在達利的作品裡經常出現，也有著腐朽、侵蝕和衰亡的寓意。
石曉楓當然也不能或免於讀者作類似的想像。
至於她又引了日本當代女作家江國香織的小說《薔薇樹‧枇杷樹‧檸檬樹》中，九位東京女性，則超乎我的想像力，一來我沒讀過這部小說，二來我非女性，揣想不出來她們怎麼在「日常生活輕質又隨性，不虞匱乏的物質生活造就了情感的小小脫軌」呢！
許多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摛文下筆，或執於理，或偏於氣。石曉楓把二者調合得相當好了 (通常調合得越好，文章便越成功，余光中稍嫌執於理，而向田邦子偏向於氣 )，連帶地，她的散文遂也蒙獲其利。若用高標準來檢視，儘管她的行文張揚歛退運肘間或仍稍嫌寡薄，她依然無愧乎是金門文壇上一顆曖曖內含光的不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