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人類所以明事理、知性命之道，端賴嚴謹中肯思維，所謂「理性思維」者也。是以若持此來論「科舉在金門」議題，應較中肯嚴謹。依此，首先界定「理性思維」，並秉此反思：科舉之真相、科舉與士諸問題，進而探討之，冀求新發現，以啟未來！
理性思維，一直是西方思想之傳統，整個現代西方思想，如民主、科學及倫理等，都是基於此理念。雖在上世紀六○年代，發生了理性爭議(rationality debate)，如孔恩(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韋伯(Max Weber)等系列著作。只是韋伯等人之研究，著重於歷史性的演進，欠缺結構性的分析。幸好，以《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而馳譽的巴柏(K.Popper)，恰可互補。巴氏認為科學演進：是一連串縝密而嚴格之「臆測與否證」！
此論對摧破任何獨斷教條，一針見效！更為自由與理性關係，立下了清晰之哲理，正如沈清松先生所說的：「吾人不能論真理本身，只能不斷否定錯誤，藉以接近真理！」
不遑多讓，早在先秦時，我國各家皆有兼賅整體，始成理性之論。莊子所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儒家更直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中西輝映。
此義理正是《時代周刊》（Time,May21, 1965）專文所言：「具有博士頭銜的人，並不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也不能與知識分子劃上等號。除非：一，不只書讀的多，更須有獨立和原創的思想，人云亦云的讀書人，只是一個活書櫃而已。二，知識分子必須是現有價值的懷疑者、批判者。」
此也是殷海光先生所呼籲：「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原創能力，社會之批評者。」更是經濟歷史學家乃孚（John U. Nef）所期許的：「任何時代都需要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來界定與引導學術與文化。」
且秉此思維來反思科舉之真相。首先，不可否認，科舉自有其功：使知識分子進入仕途，韋伯（Max Weber）論近代官僚系統，即引用我國科舉史例。由於任用的標準是採取客觀的「知識」，使人民在政體面前趨向平等，更因知識分子從政，使我國文官系統素質，獨傲當世。
更重要的是，因「逐路取士」之配額制度，使我國在某種程度上，早具「代議制」機能。而中央與地方之價值觀，也因此得以交流融合，使我國在文化上、政治上，春秋「大一統」義理，得以貫徹至今，進而孕育「無宗教戰爭」、「無世襲貴族」等文明態度，豈是一句居功厥偉可喻。
但正如理性思維所關注的，橫看成嶺側成峰。科舉雖有其功，卻是一條艱辛漫長耗資路，且以脫胎於「霍小玉」傳奇的「陳士美案」，來透視科舉的艱辛過程：自小由家族供養，以便專心苦讀；為了知道命題趨勢，須跟同年起「文會」；為了知名度，要去大都會應酬有力人士。《古文觀止》就有不少這種干祿、求名的文章：李白的「與韓荊州書」、韓愈的「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等。
所以科舉的實況是：經過幾代人的節衣縮食，方有可能出一位金榜題名者，而以金門「人丁不滿百」之貧瘠環境，竟能「京官三十六」，遠比唐宋八大家還強，符合理性思維？況且，科考是有配額的：愈近京師、愈富庶、人口愈多的地區，名額愈多。以此類推，同安治下之金門，名額可知，如此條件下，又怎能「無金不成同」？
又當金門以傳聞之「海濱鄒魯」自詡時，卻漠視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金門先賢邱葵、許獬等著述之《周禮補亡》、《許鍾斗集》等評價：「惟此書為世所詬病，轉以見異而存」、「案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其本志」、「根柢不深」等。且不談此評價，拭觀今日此間讀書風氣之匱乏、「不問蒼生問鬼神」之泛濫，何以自圓文風鼎盛等理性思維？
姑暫不攀論此事，科舉之另一重要真相，尤應關切：「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流風，不可復制」；「天下之病民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乃至周作人將八股文列為荼毒中國人的四大害之反思！
再證之於二歲即為秀才，十七歲為舉人，被稱神童的梁啟超，卻在中舉後始知「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之醒悟。當「博士、教授不能與知識分子劃上等號」已成卓識時，詎料此間人士尚以「進士」、「博士」數量而自詡文風鼎盛。就理性思維言，較之於目前學界：「僅斤斤計較於SSCI的發表，與國科會的申請，卻無視於偽詭辯飾的政客行徑」，尤顯淺陋。
最後是反思科舉與士之關係？「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可見科舉與「士」，今之「知識分子」是等同一身，密不可分的，正如韋伯（Max Weber）所論。基於柯靈烏（R . G. Collingwood）之史觀，允為本議題之切入點，切切反思：「何謂知識分子？」尤者，「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是「學成文武藝，貸予帝王家」？或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
更重要的是，何以眾多鄉賢進士中，似乎未曾有古士大夫之氣魄精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今之所謂「讜論主義者」等宏文，或事功問世？且流弊至今尤熾！種種僅重視虛表，卻漠視「實學」諸現象，豈是大違理性思維而已，又豈能不反思探討之？
一念及此，遂針對上述反思，且以「大歷史觀」為經、柯靈烏（R . G. Collingwood）史觀為緯，藉理性之眼，就金門進士最多之明、清兩代，探本追源，冀求新發現，定題為：「從大歷史觀論科舉在金門。」首探何謂知識分子？
二、何處招士魂
　　知識分子在我國古代稱「士」，介於貴族平民間。《說文解字》訓「士」為「事」，顧炎武斷定古代之士，「大抵皆有職之人」，應是確論。
　　由於我國古代文化在禮樂，「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周代貴族子弟，大皆受到六藝教育，因而士當然是知識分子，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等故，因此也是「智識主義者」，但這只是基本條件。
　　「士志於道！」是孔子最早對士之定義：使天下無道變有道！也確立了士以重整政治秩序為己任，但道是什麼？
　　春秋以前的道，是人巫相通的「天道」。至春秋時期，依「軸心世紀」之論，「天道」重心從「天」轉向「人」；所謂「天道遠，人道邇。」此在儒家影響尤大。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荀子也認為「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
　　此種通過「人」的自我反思，才能「知天」的人本思想，是我國文化「內向超越」之源流所在，更是「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之內向超越。就此而言，古士大夫之道，是源於「絕天地通」後，關注的是：紅塵蒼生的「人本主義者」之知識份子。
為了行道，因此「入仕行仁」與「處士橫議」，就成為「士志於道」之左右平台。由於自先秦以來，士就有參與「治天下」之抱負，此種抱負，終因漢武帝「獨尊儒術」而實現。不但郡縣孝廉改以士為對象，太學博士弟子，更成為入仕之重要途徑。東漢順帝陽嘉元年，更規定孝廉要考試。一般認為這是科舉之濫觴，使「入仕行仁」之抱負，有了制度之平台。
尤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緣於權力使人腐化之宿命，因此對抗權貴，為天下蒼生保障權益之重任，便落在「士」身上。因為唯有受過教育的士，方足有能力擔此重任。
更由於中國知識分子之「道」，是人間的，既不同於以色列之先知，也不同於希臘哲人對自然秩序之探究。因此，中國知識分子自始即需面對政治權威，如何進退辭受？《明夷待訪錄》這段話，最足明義：「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伏闕搥鼓，抗權折貴！」　
而「處士橫議」，更有其歷史背景：戰國中期以後，齊國創立稷下學宮，尊禮各家顯名諸子，號稱「稷下先生」。「稷下先生」之特色是：「不治而議論」。不遑多讓，燕昭王也曾築碣石宮，師禮鄒衍。自此「處士橫議」與「入仕行仁」相輝映，成為傳統知識分子之人生義理。
更重要的是：「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反過來說，天下無道則庶人議，必要時甚至流血五步。因此儒家雖主從政，卻有原則：須為天下蒼生謀福祉。若僅是為了個人富貴而從政，不但可恥，更不配稱知識分子。因此「士」必須是「讜論主義者」，對於現實持有一定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此即是古士大夫之氣魄冰魂所在！
　　孟子更進一步指出此氣魄冰魂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除了必須具有漢初公羊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之志節外，更切要者，是所堅持之「道」，是出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之悲憫胸懷，因此必要時，不惜血濺五步，面折廷爭！
　我國最具代表性之例子，就是范仲淹。他寫過一篇「靈烏賦」來歌頌靈烏。這「靈烏」，就是知識分子。全篇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仁懷，為天下蒼生揚善批惡。「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寧可批評社會、君王而死，也不屑當個見風轉舵、歌功頌德苟活於世之徒。
　　知識分子之冰魂，就是這種白眼看王侯之氣魄！此種知識分子之氣魄冰魂，與Icharc Hofstadter所言：「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得失之精神，在自己所學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家國、社會、文化之關切感；一種近乎宗教的悲憫情操不謀而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