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復一先生與張燮互為閩南同鄉好友，書信往來頻繁。在《張燮集》之《群玉樓集》中附有五封蔡復一答覆張燮的原書內容，彌足珍貴，至今依然值得後人一觀。
倘若今人與古人得以穿越時空，那麼筆者將會暗自慶倖了。因為信件的閩南語即為"批"，而蔡復一、張燮等等諸位的"批"便是要用閩南語閱讀的了。語言既可相通，情感的交流自然而然就更加順暢通達。
先生在信件談到了個人和好友的生活境況、官場的現實狀況，更多的還有國家局勢以及個人的憂慮，從而表達出個人鮮明的觀點和堅定的立場。
一、安貧樂道，潔身自好知廉恥
他說，"老冉冉其逼人，而益知貧之味也。逐貧無賦，駐老無丹，治懶無藥，奈梅花笑人何？吾兄貧味當不減，所自強者，文心賦手無地，空懶而懸之，千古春秋不能老，遠勝弟一籌耳。"
他還說，"五嶽之期，婚嫁所累。弟僅一女耳，治奩無資，供婿無費，擬此四月遣歸，大為所苦。乃知阮孝緒、陽亢宗輩，生不婚宦，免卻妻兒纏縛，大是快事，揚子雲《逐貧賦》，有激其言之也。"
先生談到自己以及好友的生活窘況時，巧妙地運用西漢學者、辭賦家揚雄的一篇寓言賦，闡明人在物質匱乏的時候要堅持深明大義，要保持高潔、慎獨，絕不在官場混跡，絕不與貪官同流合污。
儘管他位高權貴，足以呼風喚雨，卻依然是清正廉明，兩袖清風。在任上"微軀多病"，一家老小僅靠他的薄俸度日。他又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為了挽救國家的危難，他還"捐俸假貸數百金，收羅豪勇，竟供人冷齒。"
因而招惹非議，他不堪忍受同僚的冷言冷語，多次萌生乞身引意。無奈之下，他遂以"逐貧"自嘲，以"遯庵"自號，只求安於現狀，從精神上的滿足彌補物質上的匱乏。他不願改善自己的生活現狀，始終把持操守，因此才感慨為女兒"治奩無資，供婿無費"所累、所苦。
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宋代哲學家邵雍的五言詩〈心安吟〉，詩曰：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詩中所描繪的情形正是蔡復一先生為人處世的真實寫照。想必是先生深受邵雍哲學思想的影響和啟發吧？
二、認清形勢，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
先生在辛酉年冬（1621年）的原書上說，"然遼沈陷時，實擬拼此七尺，為勤王之計。……身名出處，俱小耳。不知天下大勢，何處安頓？……東事局已決撤，而救者尚無實著。經撫矛盾，廟算不定，已犯四不和之證，恐終為奴笑。奴之射天血人，豈非亡資？而我應之，反出其下，可痛可憤！以弟愚臆，不憂今冬而憂春夏之交，又不憂奴入山海，憂廣寧有罅，而山海內逆自潰也。"
明末天啟年初起（1621），先生洞察風雲變幻的時局，對亟需剔除的危害所在瞭若指掌。他表明了個人憂患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明確態度，闡述了明王朝長期以來積累的三大隱患，一是宮內後院則乳母客氏與魏忠賢閹黨相互勾結，二是朝廷上下則黨派之間惡鬥紛爭不休，三是東北、西南邊關防務則經略與巡撫意見不統一。
這三大隱患顯然成了大明帝國內外致命的弊端，已然是晚明時期歷史背景的一個縮影。他的這一論斷是精闢的，言簡而意賅。在一個朝代的衰敗時期，先生不畏當朝把持權柄的魏閹黨及其爪牙的淫威，敢於發表關於天下大事的言論。不僅如此，他還接著詳細披露種種現象，並提出治國方略，力求拯救國家、民族於水火之中。
他以"王文成（即王陽明）"的戰績為例說明掌握戰機的要害。他說，"寧藩發難，王文成不待王師，取之如拉朽，永甯小丑環視，莫如何者。古今人信不相及此事，亟發四十萬帑金，付智勇督臣，可立蕩平，遲一日則費愈多，而愈張悍酋驕兵跋扈之勢。其法當以我兵為正用……"。
儘管這可能是一個時代的弱音，但它卻是末世的弦音，顯得淒婉惆悵。壓抑已久的滿腔憤懣使得先生耿耿于懷，不吐不快。他說："今有三無四多，無人、無法、無政，官多而愈紊，兵多而愈弱，財多而愈貧，議論多而愈眩。騖其多也適以成其無而已。"
這一論述最起碼可以告訴世人，時下存在三無四多，即"無人、無法、無政"，官僚多，機構龐大而導致秩序紊亂，軍隊兵多卻越來越軟弱，庫銀多了反而更加貧困，議論多了而令人暈眩。一味追求其多，最終反而造成其無的結果了。
我們可以透過明末大事記的歷史案例來論證先生提出的"三無四多"論述的準確性，並由此揭示封建社會歷朝歷代不斷更替的必然性。
三、何為"無人" "無法"又 "無政"？
意即指天啟年間朝中唯有宦官魏忠賢，任秉筆太監，一手遮天，極力排除異己，致使無人與之抗衡。魏閹黨專斷國政，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以致時人有"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的說法。
先生的福建老鄉葉向高(1559-1627)，歷經萬曆、泰昌、天啟三朝，兩度出任內閣首輔，在職期間善於在各個黨派之爭中周旋，與對手魏閹黨及其爪牙追逐較量，為維護皇帝江山社稷的統治利益建言獻策，調和眾多大臣之間的矛盾，有力遏制魏忠賢的爪牙勢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由此招致惹起禍端，遭到他們這幫人的打壓和排擠。
當時，魏閹黨編造一份黑名單《東林點將錄》，把葉向高列為"及時雨宋江""東林黨魁"。然而，一些東林黨人卻又責怪他是兩面派人物。為此，葉向高自歎有口難辯，唯有死後才能向明太祖說個明白。
朝廷上下況且如此傾軋，邊疆局面又是如何？
疆域則遍地烽火，連吃敗仗，泱泱大國幾乎無主帥可以統領軍隊。萬曆四十六年（1618），距大明帝國瓦解的崇禎十七年（1644）僅有二十六年時間。建州女真公開叛亂，兵破撫順，明神宗以楊鎬為兵部右侍郎經略遼東。
次年（1619）三月，明軍在"薩爾滸戰役"中慘敗，損失四萬多人，朝鮮軍全部投降。
六月，晉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其後不久遼東北部邊防重鎮開原、鐵嶺相繼失守，遼東三路喪師。楊鎬被御史交章劾奏而下獄論死，終於在崇禎二年（1629）被殺。
熹宗即位，天啟元年（1621），建州叛軍攻破遼陽，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遼東全線潰敗，袁應泰畏罪自殺，遼河以東全部淪為後金所有。後人作了如是點評：袁應泰無才而當大任，終喪遼東天下強兵十餘萬，其罪浮于楊鎬也！
熊廷弼再任遼東經略。與廣寧（今遼寧北鎮）巡撫王化貞不和，終致兵敗潰退，廣寧失守。當時王化貞是東林黨人、首輔葉向高的弟子，因此熊廷弼成了東林黨人代罪羔羊，也是經略與巡撫矛盾衝突的犧牲品。天啟五年（1625）熊氏被殺，並傳首九邊。
如此這般地損兵折將，又何來有人？魏閹黨把持權柄，專斷國事，又何來有法、有政？
四、何為"四多"？ 何為"騖其多也適以成其無"？
意即指官多、兵多、財多和議論多。
當時，朝廷承襲祖上規制，在全國範圍內設置兩京十六個都司、五個行都司、兩個留守司。北京為京師（北直隸），南京（北直隸）為留都，兩都兩套班子，尤其是在南京的官員多為閒置。
從中央六部到地方衙門，機構龐大而臃腫，人浮於事，指揮系統失靈，政令並不暢通，甚至出現紊亂的局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