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右，王世傑第三次返鄉召集居住在今天金門浦邊鄉里遐邇族親等，在其帶領下，一百八十餘名族人及子侄，一行人浩浩蕩蕩搭上帆船，渡過風濤駭浪險惡的黑水溝，到了臺灣。搭船先入臺中梧棲港登陸，再沿陸路北行來竹塹開墾。當時大甲溪以北無官治及軍防，諸羅（嘉義）政令僅及半線之大肚、通霄諸處，山川奧鬱，水土苦惡，南崁、淡水則窮年陰霧，罕見晴霽。先就竹塹社番聚棲之地，斬茅築室數十間，作為工作和寢食居住之地，初步奠定開墾的基礎，開始有步驟的集體開闢竹塹。本其過去與社番往來交際貿易的經驗，以及對地理環境熟稔的關係，取得竹塹社番歡心，與社番原住民開始接觸和交易，以糖果、煙、布貢番，與平埔族同胞和睦相處，劃定地界並成立哨站巡查，輪流日夜戒備防變，以求相安無事。是時北臺除雞籠和淡水地置少數防兵外，未有漢人之跡。原來社番他們本以漁獵為生，不諳農牧，大片的土地也同意以租借、買賣、典當方式，提供給王世傑等開墾成田園。王世傑引用漢人耕作技術，以暗街仔為圓心開墾，從東門大街起，接著是西門大街、石坊街到棘仔腳（南門大街），最後在樹林頭庄聚居。樹林頭庄位於竹塹城北門郊外的聚落，傳說往昔樹林茂密，故得名樹林頭。
王世傑此次渡海來台時，為祈求開墾順利，從故鄉移奉土地公、土地婆於現在東門「暗街仔」的十字路中間搭建茅屋奉祀。這就是新竹最古老的土地公廟，也就是「開台福德祠」。創建廟宇是王世傑另一貢獻，早期開拓者把生命安全寄托在神靈祭祀時，王世傑先後捐獻土地、資金，修建了「東瀛福地」、「城隍廟」、「竹蓮寺」、「關帝廟」、「天后宮」、「境福宮」等，使移民在心理上獲得庇佑，更加快了土地的開發。拓墾精神表現在聚落的形成、城市的建立、寺廟祭祀圈、土地的圍據、貿易商業的日益發展等正面因素；負面上則易滋生械鬥、盜匪反亂的悲劇。拓墾主要為團體以宗族姓氏、商號集資、集約盜墾等方式進行，當漢人農耕與原住民狩獵接觸，漢人透過農作技術、水利灌溉、政府的干預等方式，導致就地合法非法私墾番地，進剿番亂以清除拓墾障礙，屯番使漢民漁翁得利，原住民式微，或融入漢人農耕社會，或逃遁入高山地區。
施添福教授於一九八九年於《台灣風物》第39卷第3期，發表釐清阮蔡文〈竹塹詩〉中「鹿場半被流民開」的範圍，僅是「竹塹的範圍係以當時竹塹社址，即今日新竹市內城隍廟附近的暗街仔和東門街一帶為中心，而其南北最遠不會超過客雅溪和頭前溪，這個地區的始墾者為王世傑，而始墾年代在康熙五十年代前後」。自此後一般研究大多採用此說，若將其斷為「康熙五十年」實需詳查，以免誤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王世傑時年五十八歲，王世傑將學到的農事新技術用在開墾上，更知道水源的重要，對農田水利特別重視，開渠埤圳，引水灌溉，使有限水源，能充分運用，為開墾南勢、西勢之荒埔，開鑿修建水渠埤圳，開啟竹塹水利之始，灌溉面積有四百甲，稱「四百甲圳」（後稱隆恩圳），因貫穿竹塹，亦名「大南北圳」。主幹道築成後，灌溉農地數百甲，奠定了新竹地區農田水利建設的基礎，今天仍是新竹平原重要的灌溉水圳。
由於陳朝龍自光緒十三年至光緒二十年（1887－1894年），受知縣方祖蔭之命擔任隆恩圳經理，總纂的《新竹縣採訪冊》卷三水利志中在隆恩圳條目下，敘明「康熙五十七年，王世傑開墾竹塹埔」應是有所依據的。台灣總督府內謄寫的《新竹縣採訪冊》僅為殘本，缺頁過多，又書列於水利條項內，未能引人注意，在目前所有討論新竹始墾年代的著作中未曾被提出討論，確為研究上的一大缺憾。
到了康熙末年，臺灣海峽也阻擋不了如潮水般湧來的開拓人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泉州人林列來竹塹墾荒，由王世傑出資，派人引種同安家鄉的苧麻，林列在今明志書院和大遠百附近的西門一帶種植，以苧麻抵給其資，用以織布，以其纖維織造禮品，故新竹產苧特盛，其地名為「苧仔園」。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十五日王世傑出外巡看圳道，被伏於草莽中之野番所殺，割其首級，族人尋獲其遺體，不見頭顱，乃以金屬鑄造一頭合其身歸葬，其遺體於金門北太武山麓蔡厝之郊外，碑題「顯考郡大賓世傑王公之墓」，浦邊世傳裔孫世代祭掃其墓，稱「金頭殼祖墓」。
隨南澳總兵藍廷珍征討朱一貴之役的藍鼎元，途經竹塹地區，寫了「記竹塹埔」一文，有如下的描述：「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髑髏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倩熟番挾弓矢護衛，然後敢行。」雖然文獻中並無記載王世傑因出外巡看圳道，被伏於草莽中之野番所殺，是否影響使藍鼎元親察竹塹地勢，促使藍廷珍上書朝廷，力陳竹塹設治化為重鎮之必要性，隨著竹塹埔地的開發，漢人移墾逐漸增多，為求統治上的方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民番劃清界線分居，禁止互相侵越，以杜民番糾紛和防奸匪藏匿。
從研治史學的觀點來看，是應該採用及評估的。「康熙三十年」之說至今已不為學界採信。而施添福教授《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一文，澄清竹塹埔的範圍，在結論中稱「竹塹的開墾似應始於康熙五十年前後」，正和陳朝龍所敘的年代有重疊之處，新竹學者張德南老師也認為「康熙五十七年王世傑開墾竹塹埔」應是可以採信的。但是以金門王氏宗譜所記載自王世傑取得竹塹墾令開始，進行對竹塹地區從事土地開墾，康熙廿七年（1688年）和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兩次開墾的規模，較趨於小地域靠近竹塹城市區附近土地開發，應屬於私墾的行為；康熙五十年間，應是已取得竹塹官方墾區業戶大租權，第三次才敢大規模召募鄉民往竹塹城外圍擴展土地開發。據金門王氏宗譜所記載似乎應更早於康熙三十年（1691年）之說，但金門王氏譜牒屬地區家族性的記錄，無法與台灣官方正式文件的證據相比，否則竹塹開墾年代可更往前推至康熙廿一年（1681年）明鄭時期的「跑馬定界」開始算起，獲准領取開墾竹塹埔的墾照令，便一直停留在竹塹從事土地墾荒。
參、王氏家族衰落探討
一、王、鄭爭訟釋疑
乾隆初期，王家聲勢急墜，拓墾時期領導身分消失，推究其原因，一般皆以為與王家長期爭訟有關。至於王家因何興訟？與何人爭訟？以及大租、水租所有權的變遷，皆各有所陳，實有釐清之必要。
早期文獻記載較詳的是《新竹縣制度考》其要為：乾隆五年（1740年）間，王家與鄭家爭訟，王家敗訴，王家因久受訟累，耗資甚鉅，竹塹樹林頭莊王世傑之管事王佐往臺南府互控案情，遷延數年，王家經費不敷，乃向臺灣城守營參將借款，後臺灣城守將卸任時，被借之項未還；乃從庫中帑藏支銀五千圓付臺灣城守領回，將缺額庫銀五千圓指為王家借項。洎新臺灣城守抵任，遂向王家逼催此項。王家無銀可還，經請特准願將該王家田地年徵大租穀平價抵償公款。所有大租，自此歸官收掌；名曰︰「隆恩息莊田」。因訟案的典賣的給台灣城守的隆恩息莊是南庄的大租權，由南起鹽水港北至客雅庄間沿海一帶，共計田九百三十二甲五分四釐二毫、園二百三十八甲五分四毫。上田每甲年徵穀八石、中田六石、下田四石、園每甲年徵銀二圓。歷年租項，由臺南城守派員駐竹塹徵收，照民間市價代銀完納。除辦理人工食及各款開銷外，盡數解歸臺南城守查收繳庫。至承買此田地後，每任守營參將收解庫，名為隆恩也。「隆恩」一詞最早是清世宗為八旗設隆恩莊，有謝主隆恩之意，並供其收租，以此生息銀兩，做為賞卹、嘉喪之用。埤圳亦歸公有，其圳名從「四百甲圳」改稱「隆恩圳」，當時開鑿修建的「隆恩圳」，開啟竹塹水利之始。稍後的《新竹廳志》、《台灣通史》、《新竹文獻會通訊》均有相同的說法，因此王鄭爭訟，王家財力不支而衰敗為一般人採用。王家其遺留產業諸子姪間不合睦，後拆產以居。而鄭家究竟為何？在淡水廳轄內較早具影響力的鄭家應為北門浯江鄭氏：依《浯江鄭氏家乘》所記，鄭家於乾隆四十年（1775年）來後龍，其後遷居竹塹，此一時間與乾隆初年相距太遠，顯然沒有關聯，可見爭訟為另支的鄭家。與日後「內外公館」林占梅與鄭如梁兩家互控的一樣，顯示長久以來，竹塹巨室之間互不相容，爭強久訟競起，不過耗時破財而已。
然而當初王佐與其叔父王世傑同開墾竹塹埔地，其範圍包括北庄和南庄。南庄之地在康熙年間歸於王佐掌管。乾隆初年，其子孫因分管大租權發生糾紛，終於訴諸官府，當時新竹未設廳署，爭訟者必須遠赴台南，雙方固執不讓，經數年仍無法解決，訴訟費用隨之增加，雙方以大租權為擔保向台南城守營借貸，最後將爭端的大租權賣給台南城守營。王佐掌管的南庄被典售為隆恩息莊，王氏衰退應是王佐之派下內爭，終致典售南庄之故，與北門浯江鄭家無關，所以王世傑派下最後均通用以「北莊業戶」的戳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