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類的天性。早年金門物質貧乏，每遇「番客」返鄉，鄉間小孩幾乎都有到「番客」家分「番仔餅」的經驗，現居馬來西亞巴生坡的劉添傳說：「還記得小時候，遇有『番客』落番回來，通常會帶幾桶餅干回來，親戚鄰居的小孩聞知有『番客』要回來，通通湧向『番客』家，就想到什麼叔公、阿伯家去分番餅，那時餅乾很希罕，我們去『番客』家，長輩捉一把餅乾給我們，我們就高興的要命，……」旅印尼麻里巴板的李增發說：「家父在世時曾回金門一次，……記得他以印尼產的鹹皮扁擔肩物，帶了很多東西返金，例如番仔餅、香料等許多我記不得的物品，拿回金門送親人。」這種分「番仔餅」的經驗，對於貧窮的孩童心靈，觸發「有為者亦若是」想法，所以「出洋」念頭從小扎根 。
金門早期民生清苦，由於天候土質關係，僅能種植地瓜、花生等雜糧果腹，老百姓都是看天吃飯，若是久旱不雨，祇得縮緊腰帶過日子。當時從南洋返回金門的華僑，都穿得很體面，甚至帶回各種禮品饋贈親友，僑居馬來西亞的許乃增如是說：「就海外的僑親而言，在事業一無所成的情況下，有時還真不敢奢望回轉故鄉探望親人，這種情形就像國內不敢回大陸的老兵是一樣的感受。事業有成之後，迫不及待想回故鄉的衝動，自是僑界鄉親共同追尋的夢。回鄉之前採購各式藥材，或僑居地的土產，遂成為行前一定得做的功課。」旅居新加坡的楊忠訓說：「我懂事以來，他每次返鄉心情都很好，他回金門時常帶一些茶葉和藥散送親友，……。」同樣旅居新加坡的歐陽松林說：「家父返鄉約在六次以上，……父親回去金門探親，常帶些藥物、補品贈送親友。」旅居印尼泗水的李金昌說：「1948年間，大哥從印尼回金門省親，受到鄉親的熱烈歡迎，有衣錦還鄉的感覺，因此興起我下南洋的念頭。」
有些人在僑居地，生活雖然不是很寬裕，但為風光回故鄉，亦常帶有「輸人不輸陣」的想法，甚至散盡家財，只為風光體面的返鄉，居印尼的董雪華：「我十八歲那一年結婚，先生係印尼的華僑，他先在南洋做生意，與人合夥開雜貨店……但我先生稍早之前回金門結婚，將做生意所賺的錢，帶回金門花光，……。」居新加坡的李財豐說：「父親當年在新加坡划舢舨載客，賺的是辛苦錢。父親回去金門時，……只記得他很想念親人，祖父母當時仍在世，父親帶了很多衣物、餅乾等日常用品返鄉分贈親友。」
因為返鄉的歸僑都打扮體面時髦，表現出「多金」形象，以致左鄰右舍都投以欽羨的眼光，讓許多人都有到南洋發展的想法。住菲律賓的李朝溫說：「許多『番客』匯回錢款接濟親人，讓一部分人過得有如『後浦人』那樣的好日子。」當時所稱的「後浦人」代表是商人，是都市人的生活，能夠過這樣的生活，自然讓一些鄉下人心生嚮往。
尤其是那些生活貧困，工作相形辛苦的鄉民，更是有吸引力，住馬尼拉的李健民就說：「古寧頭是一座靠海的村落，『靠海吃海』，很多古寧頭人都是靠海維生，養蚵為業，冬天天寒地凍，養蚵人仍須下海，海水冷洌刺骨，辛苦可想而知，一聽南洋好賺錢，所以都往南洋跑。」旅印尼麻里巴板的黃日真：「父親在唐山下海擎蚵，擎完挑回家，在水中，一擔帶殼的蚵並不重，離開水後，擔子重量加重，肩頭突然一沈，結果身體扭傷了，心想：『這種日子實在真難過，不如下南洋去做工算了。』那時工作雖然苦，工資雖然低，但一人一天所賺的錢寄回家，足夠在唐山的家吃一個月。」青壯人口紛紛下南洋。
特別在清末民初，這種現象特別明顯。因早期出洋的華僑，創業成功者陸續返鄉，其中最知名者莫若黃良檀、黃清泉、陳芳坑、陳國樑、黃國珍、黃廷宙、黃慶昌等人，他們攜回巨款，或買土地，或建豪宅（四合院或番仔樓），或開店舖，或在廈門置產，讓鄉村的青年人產生欣羨的心理。先輩出洋成功的故事被無限的放大，至於失敗的案例又遭刻意忽視，因而產生一種「出洋」是致富唯一的捷徑，例如1912年出生後浦的魏啟炳說：「1926年，我正準備讀書，姑父剛好從麻里巴板回金門省親，他認為讀書沒什麼用處，他舉『黑面宙』（黃廷宙）在麻里巴板發達的歷史為例，說明沒有學歷照樣可以賺大錢，父親被他說動，就把我託給姑丈帶來麻里巴板，當時我才十四歲。」因為這種欽羨的心理因素，以致島民紛紛下南洋。
從人口數的變化觀察，亦能窺其一二。1915年金門的人口數為79,357人，至1929年金門的人口數為46,467人。短短的十來年，人口劇減32,890人，人口減幅達四成。人口的減幅之劇烈，除了部分原因是受傳染病的肆虐，造成人口的減損之外，最主要的即是這種欽羨的心理因素發酵，以致青壯人口爭先出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