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醞釀甚久，緣於年前由成大舉辦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筆者辱承受邀發表論文。當晚承辦單位設宴款待參與學者，兼續鵝湖佳話。席間某知名學者知筆者是金門人，且看過愚相關拙文，認為拙文「正言朱子」篇中，將朱熹與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提而較論，特具學術意義且中肯。話題不由提到傳說中的燕南書院：「若傳說屬實，則金門受宋明理學影響甚早，以金門之條件，還真是特例罕見……」，席間某位鄉彥即席埋怨：「理學？之前有朋友說應叫道學，怎如此煩，誰分得清楚……」引得眾人哄堂大笑。年來一直在想，實有必要就此通識，提些淺見，以供諸君子參正，日前來訪之師大學者，亦秉此議。況手邊正好有些大一國文授課講義，特利用元旦假期，稍作整理以享讀者。
　　首先是何謂「理學」？與「道學」、「性理學」、乃至「宋學」與「漢學」有何關係？
　　先談「漢學」！眾所週知，「漢學」一般是指外國人稱有關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等方面的學問。但此處所指的「漢學」，是另一學術定義：由於秦火的關係，因此漢儒研究經書，特重考據、訓詁。故後世稱樸學、考據之學、訓詁之學為「漢學」，與宋代義理之學的「宋學」是相對稱的。
而「宋學」？宋儒釋經，由於不需重續考據、訓詁諸功課，而以「傳道」自命；代諸子發言！即使是文學作品，也要闡明儒家的義理道德，發揮宣揚儒教的社會作用，所謂「明義理，切世用」也！因此重疏義理，兼談性命，並兼採禪學、道教理論。那宋儒談什麼義理？即後世所稱的「理學」？所謂「理」者，是「體認性命之理，而配合事物之理，合天理、物理於一」的一種學問。又因是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故又稱「道學」。由於此學派置重心於研究性理，因此也稱「性理學」，更因為是宋儒所宗，故又稱「宋學」。
易言之，「理學」、「道學」，「性理學」、「宋學」均指一事，即宋儒的義理之學；有別於重考據、訓詁的「漢學」。理學衰於元，而復興於明，王守仁承繼陸九淵而光大之，但其後只知言心言性，而疏於力行，流於空談。又因元代不重儒學，承繼宋學的是明儒，故又稱「宋明理學」。
　　綜觀理學的主要思想，概為：二程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天性。陸九淵與王陽明的心學派，以「心」為義理。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派，以「氣」為重心。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重心。陳亮與葉適的事功學派，以「事功」為究竟。
　　探本溯源，若從歷史推移言，遠在北宋嘉祐治平年間，儒學發展已散葉至王安石的荊公學派、司馬光的溫公學派，及蘇軾的蜀學等派。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其後，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人稱理學四派。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明理學家有強烈的使命感，自視為「天民之先覺」，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他們參照禪宗，調整思想結構，在修養方法，以至世俗倫理，都吸收了禪宗的成份，但又批判並超越禪宗。程頤的「存養工夫」，便從六祖慧能得來，理學強調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心」轉移而來。
　　宋明理學家們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盡心。佛教只強調「靜」的存心養性，理學則強調「敬」，「敬貫動靜」，不但是通向價值之源的境界，也是成就此世事的精神憑藉，是入世做事的行動原則。敬就是一種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演變成後世所謂「敬業」的精神。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書中即認為：要發現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必須通過宋代的歷史脈絡，和具體情境才能理解。他認為：宋代士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主體，也必須有如此論斷，方可建立客觀檢證的歷史事實上。據此，宋代士大夫的思維與行動模式，在理學研究上實占有軸心的地位。
　　千百年來，宋明理學評價不一。清初錢謙益即認為：「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顧炎武更痛責明末以來的清談理學：「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而學主躬行，以空談為恥，篤習六藝，究心世務，清初名儒顏元，更直言：「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余英時先生更直探：「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
　　好一個「君以制命為職」！」此種源於董仲舒「君不名惡」的法家思想，不正同英國普通法中：「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之法源？熟知正因此一原則，竟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的法理基礎！其邏輯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因此君主只充為尊貴之國家象徵，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託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古為今用，或許這才是我們探討宋明理學後的另項啟示。
　　有了上述之初步認識後，或許我們可以來探討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理學在世俗上、政治上，是否真的僅如歷來學者所說的：「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乃至於余英時先生所說的：「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
　　針對此問題，陳致在《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中，曾就此課題，請益過這位克魯格獎唯一的華人得主。這位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研究成就，為中外學界所公認的余英時老師，針對有關「王安石改革和道學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超然的看法，或許能稍解此一提問。
　　余英時老師認為：王安石改革，在思想層面上，代表了北宋儒家整體規劃的行動或實踐階段。其行動的要求，在范仲淹慶歷時期短暫改革中已出現，不過時機仍未成熟。范仲淹提倡「士」以「天下為己任」，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宋代「士」的精神扼要之點，影響極大，見於石介、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文集之中。王安石也是在這一精神下成長的儒者。他的「新學」以儒家經典（特別是《詩》《書》《周禮》）為根據，加上佛教大乘精神的啟發，已具備道學家以來所發展的「內聖」、「外王」互相支援的規模。
　　就因有此背景，所以在熙寧變法開始時，道學家（理學家）程顥，也參加了王的改革總部：「三司條例司」。儘管道學與「新學」在具體內容上，存在著不少差異，但二者的目的和思想結構，是大致相似的，因此才有極短暫的合流。後來雙方鬧翻了，王安石的固執，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道學家的意氣過盛，也未嘗沒有責任。程頤事後反思，也承認「吾黨爭之有太過……亦須兩分其罪」。
總之，王安石能爭取到宋神宗的全力支援，使儒家的整體規劃，有實現的可能，即所謂「得君行道」也，這是當時各派士大夫都一致擁護的。不但程顥參與新法，劉摯（胡瑗的弟子）和蘇轍，最早也同在「三司條例司」工作。朱熹也針對此發展說：「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這是很中肯的歷史論斷。王安石與理學的關係，在南宋仍然餘波不斷，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
　　其一，就王氏「新學」而言，通過科舉，它已成為官學。高宗一朝執政的官僚仍多由「新學」出身。雖有人提倡「程學」與「王學」相抗，想用二程的道學，在科舉考試上取代「王學」，終不能敵。關於這一點，只要讀朱熹的《道命錄》，便可知其大概。理學在南宋成為顯學是張栻、朱熹等人出現以後的事。
　　其二，王安石所樹立的「致君行道」的典範，對南宋道學家繼續發揮啟示作用。這是因為南宋理學，仍然遵守北宋儒學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大綱。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在政治上都非常積極，希望說服孝宗進行「大更改」。他們並不是「袖手談心性」的人，而是要改變現狀，建立合乎「道」的新秩序，然後恢復失去的半壁山河。所以他們先後都捲入了權力世界的衝突，終於慶元黨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