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要再探討的是，儒家為什麼要說君主無過錯？此種源於董仲舒「君不名惡」的法家思想，「君以制命為職」！我們又應如可看待？且借吳鉤先生的論點來透析之。儒家有一個立論，聽起來很像是為絕對皇權張目，這個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此種萬般有錯，唯朕無錯的思想又應如何來評之？
　　余英時老師曾就此現象認為，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韓非子》中有就有一句話：「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的思想源。我們不必否認漢儒，受到法家專制主義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鼓手。不過，從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的皇權？也未必。諸如本文開始就提到的英國普通法中的「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的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但本文也提出了，正因此一原則，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閣制的法理基礎；更可以說，今日那些君主立憲之虛位元首制國家，何嘗不是拜此邏輯而產生？
　　此邏輯前已述及：因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徵，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託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但我們若進一步來探討，這邏輯的思維，宋儒家是不是也如此思維？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此段話很清楚，完全與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豈止相近而已。或有議者認為司馬光此說，有媚言之嫌。非也。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於君主，那麼，君主就應該給予執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掌執政之權，「人主端拱無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他還特別加強此言：古之聖帝明王，都是這麼治理天下的。
　　進一步來思維，我們可以如此推論司馬光此言之邏輯：希望君主象徵化，無為而治；具體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於君主，君主又何必親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正如天地無名而庇蔭蒼生一樣，又何必言之以亂紅塵？
　　從另個面向言，司馬光是從功名的角度，推論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責任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宋神宗時，由於內外事多陛下親批，皇帝出現專權的傾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為什麼富弼反對皇帝親批政務？因為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總不能經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為的好。觀泰國幾次社會動盪，皆依賴「無過失的泰皇」來安撫綏靖，試問，若泰皇平時就掌大權、定進退，則怎有可能保持盈保泰，以超然之魅力，來鎮撫各派系？道理在此，智慧在此！
　　我們若以朱熹的見解來補充之，那麼，從君不名惡推出的虛君制，其邏輯就更加清楚了。朱熹明言：「君雖以製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政大臣合議、經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審核通過、再經宰相蓋章副署，才可以發佈於王庭。這樣，即使事後發現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政大臣負其責。此種層層關卡審核、副署之精神，正如唐初武則天時，劉禕之所說：「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
　　而英國學者白芝浩（(Walter S. Bagehot)，就這樣論述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英國政制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具有激發和保留人們的崇敬之心的功能，即富於尊嚴的部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另一部分則是富於效率的部分。政制中富於尊嚴的部分給予政府力量，使它獲得了動力。政制中富於效率的那部分，只是運用了這種力量。女王不過是處於憲法中富於尊嚴部分的首位，首相則處於其富於效率部分的首位。」而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會發現，宋人心儀的政體，實際上就是白芝浩所說的這種政制：君主統而不治，作為道德、禮儀的象徵垂範天下，也因此才有君為臣綱之政治道德要求。以宰相為首的執政大臣，負責具體施政，並承擔行政責任。
　　宋代的政體，雖然還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閣制」的雛形了。而它的法理基礎，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這似乎是我們在淺談宋明理學中，最應深思發現之一部。
　　或問，那當代儒家之思想？就學理言，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而匯流於所謂的「新儒家」。
　　「新儒家」一辭，一般是指新文化運動以來，一些學者鑑於全盤西化的思潮，已大肆影響傳統中國，他們堅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仍有價值，認為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恆的價值。而如何謀求發展中國文化，並兼及社會現代化，應為當代儒者力承時艱之重任，止即所謂的「新儒家」。
　　不同時代的新儒家，有不同的代表人物。當代新儒家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者有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張君勱、馮友蘭；1950年至1979年為第二代，以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學者有余英時、成中英、劉述先、杜維明、霍韜晦、姚新中、王康等。
　　其中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諸師，曾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強調「心性之學」，為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他們與方東美、馮友蘭、熊十力、梁漱溟諸先生，遂有新儒學八大家之美稱；最具有代表性的八位當代新儒家。
　　當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又是什麼？據東海大學榮譽教授蔡仁厚先生，在香港《成報》發表的「當代新儒家的學術貢獻」，可分為以下五點：其一、表述心性義理，使三教智慧系統煥然復明於世。其二、發揮外王大義，解答中國文化中，政道與事功的問題。其三、疏導中國哲學，暢通中國哲學史演進發展的關節。其四、消納西方哲學，譯註三大批判融攝康德哲學。其五、會通中西哲學，疏導中西哲學會通的道路。
　　1949年前後，包括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及錢穆等儒者，均因時勢動蕩而寄寓香港，並在香港設立「新亞書院」，對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作出不少貢獻，並被視為宋代書院文化的延續。而熊十力更闡述孔子大道之業，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思想。認為大同之治，群龍無首，而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正最高的民主政治。凡此，均是我們在研究宋明理學後，應有的器識及抱負才是，尤應記取疏於力行，流於空談之訓。切記「耕讀傳家」之排序義理，乃先耕後讀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