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戊戌」之春，不由聯想到地遙心近故國另一學府--北大；不由想起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不由聯想到故居金門之限。
眾所週知，北大之誕生，與我國近代史上自強救國運動，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西元1998年六月十一日，清光緒皇帝下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維新，力圖復興中華，一掃列強自鴉片戰爭以來，加諸於中國之一連串屈辱。次月開辦京師大學堂，此即北大之前身。當時興學之宗旨是「廣育人才，講求時務」。目的在培育現代化之人才，以救中華。
此精神非但不因「戊戌變法」之失敗而雲掩，反而隨著一代代北大人之努力，尤其在歷經了蔡元培先生「兼容新舊」、「學術自由」之堅持後，終而確立了北大在中國自強運動史上，扮演著自由、民主與科學的良知角色。從「五四」到「六四」的滄桑血淚史，似乎微妙地呼應著「我自撗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相存」之戊戌遺風，令人凜然。
追溯戊戌變法，應回顧到1895年有名的學生運動：「公車上書」。源於中日甲午一戰，堂堂中華竟敗於區區日本島國，不但簽訂了極盡屈辱之馬關條約，清廷特派全權大使李鴻章，且在談判期間遭刺。消息傳來，舉國譁然，群情激憤，仁人志士皆深感若再不變法國疆，則亡國之日旋至，祖宗陵寢勢將無存。五月二日康有為聯合了在京赴考之士子一千餘人，上書「拒和遷都變法」，此即有名之「公車上書」運動。一時風起雲湧，數年間各種變法救存之呼聲，此起彼落。顯者如梁啟超之「變法通議」論；嚴復之「救亡決論」等。
適而1899年德、俄又強侵膠州灣及旅順、大連等地，國勢危不可待，康有為復星夜上「統籌全局」疏：「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對策以徵賢才；開制度以定憲法。」在此情勢下，光緒帝終於在1898年六月十一日，毅然不顧祖宗家法及守舊大臣之反對，下詔變法，惜為袁世凱所出賣，九月二十一日在慈禧及守舊大臣干預下，變法失敗。光緒被囚，康、梁出亡日本，戊戌六君子譚嗣同等被殺，一場本有轉機之運動，憾以悲劇收場。
當時除維新變法之主張外，另有孫文、黃興等之革命主張，倡「驅逐韃虜，　　　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力主革命建國，畢民族、民權、民生之運動於一役，終在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成功，1912年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定國號為中華民國。
回顧這段史事，卻會發現，儘管方法手段不同，但其動機，盡在惕厲「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之魄力與毅力，以振家邦，而支持此魄力與毅力者，端在史觀！
史觀者，詮釋歷史的理論或對歷史的觀念和看法。且先談史學，以進入本文。史學，乃是一門對歷史意義、價值、史觀論述之系統理論。借用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歷史哲學有重大貢獻的歷史哲學家柯林烏(Collingwood)的論點來論。柯氏認為：史學就是致知歷史上每一事件、遺跡後面，其背後人的目的(human purpose)。也就是「史學家所研究之思想的歷史在其心中的重演」。
其主張呼應了同時代的義大利學者克羅齊（Croce），且並不反對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價值，認為歷史學就是研究「人類在過去的種種行為的科學」，最終目標則是使人們更了解自己；他知道這項命題有很多問題，但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會損及這個命題。
好一個「史學家所研究之思想的歷史在其心中的重演」！也因此，史家特別重要：自孔子修春秋、迄劉知幾，至章學誠可說已體用大備，其來有自。首在於有博大渾厚之史書以為典範(如史記)，累積歷代史家所垂之風格，進而浸淫其自身鐵肩之風骨，以不凡之識力，嚴縝之制法，行雲之文筆，錘鍊而成春秋史學。
　　且以此史觀來重審現有之金門縣志，大都完成於軍管時期，不談當是時史家之闕無、史料之殘缺、思想之封閉、意識之操控，根本不足形成史學之環境，且看今日其遺風流毒於金門者：夜郎自大者、隱疾沉痾者，趨炎附勢者，囁嚅其詞者，迂空疏遠者，言人言殊者，或歌功頌德者俯拾皆是，以今觀古，其風可知，如此縣志，若能成為史學、史書，恐太史公將死而憤起曰：「吾心不甘也！」是以意以為：審時應機，應效歐陽修故事，重修金門縣志，以完成百年春秋史事。
或許有志者不苟本人之看法，堅持吾島文風本就鼎盛，怎能自我失志？非也，正所謂愛深責切，況是嚴求慎密之學術？且早已有志者持此卓論，姑先論之再回主述。
九十六年間，鄉彥洪騂即曾以「真愛重，不夸飾」為題，直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金門先賢邱葵、許獬二人的《周禮補亡》、《許鍾斗集》之評價，似乎與《金門縣志．藝文志》中的論點，不但大相逕庭，且對邱、許二人之著作頗多輕蔑的論斷；直指二人之著作「根柢不深」等。
面對此種大異金門縣志的輕蔑觀點；尤其是重挫向來自以為金門文風鼎盛的評論，當然引來一些金門地方文史工作者制式的反彈，此種反彈其實是可以理解與諒解的，原因在於除非受過嚴謹學術訓練者，率皆未受理性思考訓練所致，當然非其罪也，更要為彼等愛鄉之舉嘉之，且先論述如下。
人類所以明事理、知性命之道，端賴嚴謹中肯思維，即所謂「理性思維」者也。但什麼是「理性思維」？理性思維，一直是西方思想之傳統，整個現代西方思想，如民主、科學及倫理等，都是基於此理念。雖在上世紀六○年代，發生了理性爭議(rationality debate)，如孔恩(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及韋伯(Max Weber)等系列著作。
只是韋伯等人之研究，著重於歷史性的演進，欠缺結構性的分析。幸好，以《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而馳譽的巴柏(K.Popper)，恰可互補。巴氏認為科學演進：是一連串縝密而嚴格之「臆測與否證」。此論述對摧破任何獨斷教條，一針見效！更為自由與理性關係，立下了清晰之哲理，正如沈清松先生所說的：「吾人不能論真理本身，只能不斷否定錯誤，藉以接近真理！」
「臆測與否證」；不遑多讓，早在我國先秦時，中原各家皆有兼賅整體，始成理性之論。莊子所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儒家更直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中西輝映。
進一步發現，此義理正是《時代周刊》（Time,May21, 1965）專文所言：「具有博士頭銜的人，並不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也不能與知識分子劃上等號→除非：一，不只書讀的多，更須有獨立和原創的思想，人云亦云的讀書人，只是一個活書櫃而已。二，知識分子必須是現有價值的懷疑者、批判者。」
《時代周刊》這段話，不正呼應了明末清初，那位頗具民主、民本思想家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警語？「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伏闕搥鼓，抗權折貴！」此論點更是自主主義者殷海光先生所呼籲：「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原創能力，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經濟歷史學家乃孚（John U. Nef）所期許的：「任何時代都需要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來界定與引導學術與文化。」
也因此，若將此論點，反思周作人將「八股文」、「鴉片」、「纏足」、「閹人」並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之四大害。以致科考之士率皆功利至上，才庸識淺，欲求循吏已難，有的儘是「天縱英武」，乃至「下材憑勢亦冒堯、舜之美名，以肆其倍蓗於桀、紂之毒害」等諛媚之八股文或行徑，無怪乎顧炎武痛斥：「天下之病民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則吾島動輒以科舉來自足時，又何等違反理性思維？更不敢冀求古士大夫「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之古風於今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