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回憶錄《黃河青山》，對我影響深遠，我人生的兩次重大決定跟這部書有關。
黃仁宇生於一九一八年的湖南長沙，一九三六年進入天津南開大學就讀，當時中國的大學生非常稀少，不像現在臺灣人人都是大學生，南開大學又是名校，他可說是中國新一代的菁英知識分子。
然而大時代的變化，讓黃仁宇的人生出現轉折。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對日本的全面抗戰，當時的熱血青年有「左派」與「右派」兩條救國路線：向左轉，是到延安加入中共陣營；向右轉，是到重慶參加國民黨陣營。
黃仁宇立志從軍，以拿破崙為目標，心懷正規戰的壯志，而延安教的是游擊戰，不合他的胃口，於是他放棄南開大學學業，投筆從戎加入國民黨陣營，經過兩年受訓，一九四○年從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正式成為國軍軍官。
軍校畢業後，他首先擔任排長，後來代理連長，隸屬第十四師，駐守雲南邊界，全連只有一名少尉跟三十六名士兵。從軍後，黃仁宇體會到現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他形容：「國民黨軍隊被趕到內地之後，失去了現代化生活的支撐，必須在明朝的生活條件下過活。」
　　黃仁宇身為戰地軍官，他睡在門板改裝的硬木板床上，至於勤務兵如何找到這片門板，他決定不予過問。他腳上穿著草鞋，但沒有襪子穿，草鞋總是磨著光腳，容易起水泡或磨擦成傷，長時間走在泥濘路上，更可能引發感染。如果他需要一頭驢子馱負重物，必須派士兵到村裡找村長，在槍枝威脅下才可能聽從他們的差遣。
　　此後，黃仁宇知道自己無法成為「中國的拿破崙」，但是對中國基層社會的親身體驗，成為他日後從事歷史研究的重要養分，他說：「多年來我以歷史學家為榮，背後的心理因素就在於我在成都中央軍校當軍校生，以及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下級軍官的生活歷練。」
　　在對日抗戰與國共戰爭結束後，黃仁宇最終走上歷史研究的學術道路，並於一九六四年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之後於歐美任教、研究與訪學，在學界以明史研究與「大歷史觀」聞名，代表作為《萬曆十五年》與《中國大歷史》等書，二○○○年於美國逝世。
　　他有一個饒富趣味、同時也備受爭議的觀點：中國的社會結構就像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巨大的官僚體制，底層則為龐大的農民人口。清朝覆滅後，蔣中正與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高層機構，但這還不夠，毛澤東與中共創造了新的低層機構。因此，國共兩黨對中國現代化都有其貢獻。
　　我十八歲時是專科生，第一次閱讀此書感到震撼，覺得歷史學家具有廣闊的時空視野，實在是太迷人的職業，所以下定決心，專科畢業後改讀大學歷史系，透過歷史系的訓練，歷史學成為我觀察這個世界的視角。
　　黃仁宇對我的第二次重大影響，是碩士畢業時，因為想到黃仁宇先是擔任軍官，然後才成為歷史學家的經歷。於是我決定，服役不考慮當兵而要當軍官，經過預官考試，以及入伍教育與分科教育，掛階為少尉軍官，分發到戰鬥部隊當戰車排排長。
在部隊服役，面臨到許多困難、挑戰與壓力，但是黃仁宇的《黃河青山》讓我不忘選擇擔任軍官的初衷。另一方面，軍官經歷也讓我對這部書有更深體會。
　　黃仁宇在《黃河青山》提到一個小故事－－「落後五碼的唐」。
　　唐有點駝背，骨瘦如柴，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部隊行軍時總是落後，但又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超過五碼。部隊速度慢下來時，他不會試著追上來，但是部隊加速前進時，他又會加快腳步，因此始終保持五碼的距離。
　　身為基層軍官的黃仁宇，有次忍不住生氣對他大吼，喝令他要走在隊伍裡，不准落後五碼，唐聽到後開始嚎啕大哭，哭得像小孩子一樣。賴中尉是營裡的副官，看到黃仁宇跟唐這樣的士兵過不去，忍不住跟他解釋，唐這種士兵是用來充數的，作戰時大半要靠受過射擊訓練的士兵，師部設立訓練隊，讓他們熟悉步槍、手榴彈與自動武器。
黃仁宇才恍然大悟，他的連上有四個人曾經受訓，難怪他們有時甚至要反抗黃仁宇的命令，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至於其他人，最好不要在他們身上浪費子彈，他們只要射擊時抓對大方向，就算不錯了。至於「落後五碼的唐」，他大可自行決定。
　　這讓我想到在部隊服役的經驗，士兵大致可分成三種：第一種是志願役老兵，熟悉武器操作，是軍隊戰力之所在，尤其是有能力修理戰車的士兵，就算連長也要客氣三分。第二種是義務役士兵，人數最多（當時仍為徵兵制），從打掃到站哨，擔負部隊大部分的日常勤務。第三種就像「落後五碼的唐」，人數不多，卻需要長官最多的關心，以免發生危安事故。
　　因為黃仁宇的回憶錄《黃河青山》，讓我立志進入歷史系就讀，並使我選擇成為國軍軍官。很久很久的未來，如果有一天上天堂，我想找黃仁宇喝咖啡，跟他說：「因為讀了您的回憶錄，所以改變我的人生。」我想聽他說當年抗戰的故事，也想跟他說我在裝甲部隊的經歷，一起笑談軍中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