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茨，烈嶼鄉后頭村人，受訪時八十九歲，在兩岸殊死鬥爭期間，他被國民黨軍迫害，又被共產黨鬥爭與凌辱，一生顛躓苦痛，成為時代的棄民，他怎麼成為時代棄民的呢？他的血淚天涯的人生故事，真是刻骨銘心。
方明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生。這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國弱民貧，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苦難時代，少小的方明茨就經過戰火的試煉、生活的磨難。他說后頭的田地種的地瓜既硬且小，每天只能喝麥糊粥過日子，拉了兩泡尿就肚子餓，根本食不裹腹。
父親早年去落番，家中只剩下祖母、母親、弟弟及他一家四口人，九歲就開始上山種地瓜，父親偶而匯一點錢回來，勉強可以過生活。金門人落番「六死、三在、一回頭」，父親去了一年多，抗戰前夕就返鄉了。一九三七年日軍鐵蹄蹂躪金門，他已十二歲，跟著父親種田、種鴉片，十六歲還去安岐為日軍築機場，十天一期，借住盤山的民家，伙食自理找人去煮。
抗戰勝利之後，他在后頭的鄉社慘淡過日子，然而父親一直想做「老大」（兒子娶妻生子就晉身為宗族長老之謂），一九四七年年底，二十一歲的他，就在父命之下結婚了；妻子是烈嶼羅厝人，家中一貧如洗，常常吃了這一餐，不知下一餐在那裡？
隔年農曆二月初二（以下敘述均為農曆），他新婚才幾個月，就闊別妻子下南洋落番討生活了。他賣了一頭牛做路費，從廈門搭船經過七天七夜，到了新加坡；他沒有讀書，不懂經紀，只能出賣勞力，同安人都做碼頭工人，扛東西；金門人就去搖舢舨，他加入后頭人搖船的行列。
剛開始他搖櫓接人，船舶一到看遠近而有不同收費，遠一點的收一塊石叻幣，近一點的五毛，有時兩毛的也有。他去巴剎（市場）吃早餐，一塊滷肉加一個包子，只要兩毛錢，所以他的生活很好過。
叔叔是一個老番客，地頭熟，人面廣，結識了一些大老闆，眼見侄兒漸漸適應了工作，就為他媒合運載橡膠的工作。橡膠船一泊港，他就去載，看一個月載幾趟，月底再結帳。因此，他工作相當穩定，收入也不錯。
他一去兩年多，突然接到妻子的來信，說一心一意想做「老大」的父親還沒滿願就過世了，老丈人也歸道山了，妻子六神無主，家書一直催他趕快返家。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他束裝返抵后頭，夫妻聚首久別勝新婚了。
他回來一個禮拜，國軍就轉進到烈嶼，他奉命去構築工事、挖戰壕。這時風聲鶴唳，他聽說國軍要徵兵，兄弟兩人要徵一人。他二十三歲，弟弟十八歲，如果兩人要徵一人，不如他提早下南洋，但是妻子不同意。
他的簽證效期兩年，本來想回來呆一陣子，現在臨時碰到狀況，不顧妻子的反對，就從同安渡頭搭金星輪到廈門，準備再下南洋。妻子難分難捨，死命追到廈門第五碼頭，他峻拒不了，只有陪著嬌妻回來了。
他是一個番客，吃得白白胖胖的，穿著一身鮮活的衣服，佩戴一只鑲十四顆碎鑽的腕表，金光閃閃，好不誘人；他的這一身行頭，跟這個時代環境很不相稱，因為太惹眼了，他渾然不覺。
有一天他到羅厝拜訪丈母娘，碰到了大舅子柯維昌。大舅子是惠安人，一九四九年古寧頭大戰之後兩岸隔絕，他回不去了，就成為丈母娘的贅婿，這時碰到方明茨。
身旁的一個阿兵哥看到方明茨的穿著打扮，就問說：「他是你甚麼人？」
柯維昌說：「我妹婿。」
阿兵哥就釘著方明茨看。
大舅子警覺性比較高，眼看現在兵荒馬亂，駐軍這麼多，而手錶這麼漂亮，就勸方明茨說：「把錶賣一賣好了。」
方明茨起初捨不得，說要自己戴，禁不起大舅子一再的遊說，難捨能捨，最後就脫給大舅子去處理了。
有一天大舅子轉身去盥洗，回來時發現人影一閃，剛剛擺在桌上瑰麗的腕錶不翼而飛。他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心中猛然嚇了一跳，頓感事態不妙，趕緊追出去查看究竟，只見一個軍人的身影剛走不遠，就趨前把他攔了下來，原來就是前天碰過的阿兵哥。
柯維昌很客氣的問說：「請問長官，你有沒有看到我桌上的手錶？」
軍人說：「怎麼，你手錶不見了？我沒有見到耶。」
柯維昌說：「你不是剛到過我家的嗎？我明明看你剛從我家裡出來的。」
軍人說：「你說甚麼話？你手錶不見了，關我甚麼事，你不能誣賴在我頭上。」
柯維昌說：「這裡明明沒有其他的人，不是你拿的，會是誰拿的呢？」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越講越僵，越講越脫序，火氣就越來越大了。俗話說：「民不與兵鬥。」何況現在是甚麼時候呢？
方明茨說這位軍人三條槓，是連長，東北人，高高瘦瘦的，臉龐黑黑的，惱羞成怒，就說柯維昌是「匪諜。」把他抓去關了起來，然後用火刑逼供。
明茨說軍人點了一把香，去燒炙柯維昌的臉頰，要他承認是匪諜。柯維昌雖然是落難的惠安人，跟匪諜八竿子打不著，如果誣服豈不是死路一條？因此堅不承認。你堅不承認，軍人就繼續用刑，把他的臉都燒爛掉了，辨不出一個人形。明茨說最後捉去活埋，屍骨無存，至於埋在那裡？沒人知道，也不敢問。
明茨說這時是風雨歲月的一九四九，師長劉定國（註）。國民黨軍一不做二不休，也羅織「匪諜」的罪名，把方明茨抓去關了起來，另外牽連了兩名親戚：林開良與謝德。
林開良，烈嶼東林村人，大姊嫁給明茨的叔公；謝德是姑表，與丈母娘同住在羅厝一個屋簷下，三人一起分別被關押在東林村。明茨說四月初八被關，因為正準備四月十二迎城隍的慶典，因此，他記得很清楚。
剛開始提詢，一連串的身家調查，問說那裡人？有沒有讀書？有沒有入黨？明茨說甚麼都問。軍官用國語問，旁邊有閩南語的通譯。提詢了幾次，三人的說法都是前後一致，但是國民黨軍仍不罷休。
明茨說他們三人雙手被反綁，吊在廊簷下，一邊吊一個，開始刑求逼供，要他們三人承認是「匪諜。」可憐三名樸實的鄉民，就這樣被吊打，手腕幾乎要斷掉，真是痛苦不堪。他們明明不是匪諜，要怎麼承認呢？
國軍盤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就改用電刑。明茨說雙腳並攏，兩腳拇指纏著電線，然後通電流讓他渾身發抖，痛不欲生；問他承不承認是「匪諜」？他不承認，旁邊的軍人就用槍托從脅下，撞擊下去他的軟肋，或者用竹杠打下去，讓他痛得眼淚崩流、直不起腰來。
國軍不斷的刑詢，他們三人的說法始終沒有改變過，沒有做過的事，編造不出來。明茨說講到那時候，吃不得吃，睡不得睡，整天疲勞轟炸，真是無語問蒼天，被害得很悽慘。
關了將近一個月，明茨記得是五月初四，國軍無法定罪，剛好有一艘福州的補給船，要到廈門，因為時值霧季迷航。船夫說：「不見天，不見地。」灣靠到大擔島，以為到了廈門，因此被國軍擄往羅厝漁港泊靠。
一九四九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道裂縫，他們三名無辜者，無意中要掉進歷史的深淵了。
這一艘福州船有十六名船夫，十一名年輕者被留置下來，五名年紀大的遣送回去；國民黨附送五名地下工作人員，方明茨、林開良與謝德等三人，國軍就把他們也一併送上船去，要他們從烈嶼的地表消失。
方明茨落番兩年多回來，這時正值二十五歲的青春年華，本來有一番前途與發展的，誰想到只因為一只手錶，人生從此改了渠道，命運難道是這樣註定的嗎？他有時不免要問問老天爺。
方明茨，搭上了這艘船，航向了中國大陸，在晉江的一個漁港，被民兵發現了。五名特務一溜煙走了，留下他們三個傻不楞登的鄉巴佬，走投無路，被人民解放軍逮住了。
他門剛脫離狼口，又掉入了虎口；這三個人到底是甚麼人呢？中共情治單位就開始審問。
他們在烈嶼，被國軍誣為「匪諜」；流放到中國大陸之後，共產黨又認為他們來路不明，懷疑他們是「國特。」把他們關押了起來，然後就不斷提詢：「國民黨要你們來幹甚麼？有沒有暗號？」
明茨說：「我是一個老百姓，一個良民，是被國民黨軍迫害的。」
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被國軍陷害，可能是國民黨的苦肉計，繼續問說：「有沒有入黨，加入甚麼工作？」
「沒有，我落番剛從南洋回來，碰到這種事有甚麼辦法？」
情治人員不相信：「為什麼別人不來，派你們來？」
三人村頭村腦的，想掰都掰不出甚麼東西來。國共兩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都用異樣的眼光盤詢，他們三人白布被染到黑，真是百口莫辯。然而孰令致之的呢？
共產黨問不出一個結果，看他們三人也不像，最後恫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是有絲毫隱瞞，死路一條。」明茨說如果沒有親戚，共產黨本來想把他們送回烈嶼，再還給國民黨，假如是這樣子，整個歷史就要改寫了。
然而林開良說他有親戚，叔叔在廈門。在晉江盤詢到了六、七月，中共就把他們三人送往廈門的公安局，林開良再請叔叔林地同來具保。
公安問：「這三人是烈嶼人，你敢不敢保？」
林地同：「敢。」
公安：「敢就簽名。」
方明茨說沾了林開良的光，要不是他叔叔來保釋，下場會怎樣不得而知。臨別之際，公安又對林地同說：「這三人如做壞事，你要負責。」
林地同堅定地說：「我們烈嶼人，不會做壞事。」
三個落難的人，此身茫茫不知何處去？有如飄萍處處是家，又處處不是家，天下之大竟感覺沒有容身之地。
三人在林地同家呆了短暫的一段時間，就各自謀生路去了，林開良去做泥水工：謝德去何厝，何厝分上何與下何，下何捕魚與「擎蚵」，上何是種山，都在廈門島內，謝德去上何耕田；方明茨到黃厝農村做工，他說沒有工資，只是度性命。
他背著一個「國特」的嫌名，孤鳥插在人群，忍受著孤單、苦痛與寂寞，他能向誰說呢？此刻即使呼天，老天爺也不會理他。白天去做工勞動，日子還好打發，晚上回到棲身之地，孤燈獨影相弔，長夜漫漫不知怎生過得？
烈嶼就在黃厝的對過，只有咫尺之遙，卻是咫尺天涯，兩岸鬥爭有如寇讎，明茨每日只能隔海望鄉，空懷惆悵；他一顆心繫在家裡，記掛著老母與懷胎的妻子，不曉得他們要忍受人生甚麼的苦楚？自從他被捕之後，想到母親與妻子求助無門，兩人一定憂思如擣，只得求神明拜祖先，希望還給兒子與丈夫一個公道，好讓一家團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