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藩，烈嶼人，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前夕，他年方十九歲。嫁到上林村的堂姐，丈夫落番到新加坡過世了，又改嫁給了一名福州人。
大陸淪陷之前，堂姐從大陸回到烈嶼，說丈夫在廈門包了政府的工程，想找幾個鄉親去做工，一天兩塊銀元。文藩說那時聽到這個價碼，眼睛頓時亮了起來，高興得要死，遂組成一個十六人的工作團，大概農曆六月份左右，前往廈門的金瓜亭做工。
金瓜亭在山上，旁邊有一間廟宇，很漂亮。文藩說那時少不更事，甚麼事都不懂，傻乎乎的一個，既沒讀書不識字，國語又不會說，一句也聽不懂。這時老闆改說工錢一天一塊二銀元，八毛錢是供吃住。他們在山頂上做迫擊砲與高射砲砲陣地，挖了既深又遠的壕溝。
早餐吃稀飯配菜脯，午餐與晚餐一看吃白米飯，高興得跌了一跤。他說那時金門窮得要死，大家平日那有吃過甚麼白米飯？個個像是餓鬼投胎似的，儘管沒有甚麼菜，大家打衝鋒狼吞虎嚥，吃得鍋底朝天，吃慢的人只有餓肚子。
休工時，村社裡常有人來跟他們聊天，他說共軍的組織與宣傳很厲害，已經派人深入到村社來了，說國軍很壞，紅軍多好。文藩記得的說詞是：紅軍會把有錢人的錢，拿出來分給窮人。
他說那時有錢人一村只有三兩家，其他的都是散赤人，看到富人吃白米飯，自己吃糜都吃不飽，心中早已有一股不平之氣；及至大家一聽支持紅軍可以分到有錢人的錢，心底無不暗自高興萬分。
他們一夥人做了一個月工，在山下的民房打地鋪，睡到七、八月的光景，夏末秋初天氣還不冷，每天早上聽國軍吹軍號起床集合。但是一直等不到發薪水，大家就心裡犯嘀咕，起疑。他心想堂姊的老爸也是做工的一員，老闆不會連老丈人的工錢都不給吧！
過了沒幾天，說紅軍來了，他說那一夜亂糟糟，沒聽到發一槍一彈，國軍一溜煙已不見蹤影，也沒看到紅軍的一兵一卒，村社已被拿下，各家各戶立馬升起五星紅旗。文藩說他們七個人比較驚駭，心想應該趕快回去，否則那一天回不去怎麼辦？
七人吃了早粥，走路到何厝打埔（已毀）找大姊，天已快黑了。大姊從小送人收養，文藩先前認過親，姊夫姓黃，也曾來過烈嶼，彼此見過面了。他把狀況跟姊夫說，錢沒拿到已不要緊，想趕快回去。
大姊煮麵條給他們吃，天已暗了，沒有船隻到烈嶼，姊夫就帶他們到黃氏祠堂住宿。天亮了，姊夫帶他們到海邊僱船，然而時局動蕩不安，想僱船都僱不到，因為紅軍來了，船夫害怕船到金門被國軍扣住回不去。
有一個行商，平日往來兩岸做生意，跟雙口許多人熟識，挺身而出願意送他們返鄉，代價是四塊銀元。大家領不到工錢，身邊不名一文，文藩就跟船夫說，他有一個伯母住雙口，到時再拿錢給他。
船夫載他們到了雙口海域，國軍對空鳴槍，他們怕被一槍打死，就脫下衣服盡力揮舞，裝成豎白旗投降的樣子。上了雙口村，向人借了四塊銀元付了船資，駐軍又放了船夫回去。
七人上岸之後，立即被送往雙口祠堂駐軍的連部盤問，國軍問說：「那裡人？」
文藩說：「上庫村。」
問：「為甚麼去大陸？」
答：「家中沒有錢，生活困苦，有親戚找我們去做工，一天薪水兩塊銀元，我們一聽說就去了。」
問：「怎麼回來的？」
答：「我們向某某人雇了一艘船，開到雙口海域，國軍對空鳴槍，我們怕被打死，就脫下白襯衫揮舞。」
問：「你們回來時，看到廈門的狀況怎麼樣？」
答：「我們聽說紅軍已拿下廈門，隔天只見整個村社都升起紅旗，但沒有聽到槍聲與砲聲。」
上庫村民「虎獅」那時是烈嶼軍管區民政處的幹事，就為他們具保。
隔了四天，剩下的九個人僱用同一個船夫，也安全回到了烈嶼，文藩說他們連釜與鍋碗瓢盆都拿回來。老闆發薪水一天延過一天，一直用安撫政策，他們拿不到錢，索性把家什都拿了回來。
廈門是一九四九年國曆十月十七日失守，文藩的說詞由於年代久遠，記憶已經模糊，加以又用農曆計算，他們是否在廈門已失守的狀況下還能逃出來？確切的時間已難掌握。
回來之後，不僅上庫的國軍盤問，後來上林洋樓的駐軍也三不五時抓去問話。他說鴨子聽雷，而家中經濟窘迫，生活苦不堪言，生逢亂世，死一個人跟死一隻螞蟻一樣。
一九五○年，他二十歲，父母都已不在了，長輩就把他跟家中的童養媳送作堆，翌年老大奎潤誕生了，一家住在閩南氏的舊房子，旁邊開了一扇窗。晚上嬰兒哭泣，文藩說那時沒牛奶喝，都吃人乳，新生兒都抿著蜜水。
小兒夜啼，不是尿布濕了，就是要吃奶，晚上黑漆抹烏的，妻子起身要給小孩換尿布，當劃上火柴時閃光一閃，巡邏的軍隊剛好經過窗前，隔天一早就把她抓走了，被吊在番石榴樹上吊了兩個小時，理由是「匪諜」。軍方的說詞是她用閃光，跟大陸打暗號聯絡。當時的政治氣氛，寧願錯殺一百，不願放掉一個，這是明顯的欲加之罪。
文藩說妻子是一個農婦，根本不曾上過學堂，大字不識一個，連電話都不會打，要怎麼跟大陸聯絡呢？但是軍方不予理會，照舊抓去吊起來逼供，就放著可憐的兒子在床上任他哭，抓去多久就哭多久。文藩不在嗎？
他說那時身為民防隊員，到南塘的衛生連服軍勤，晚上就睡在那邊不能回來。南塘是十四師的師部，師長尹俊，有時也要到師部去出公差，當妻子被抓時他完全蒙在鼓裡，而兒子嗷嗷待哺，他沒有盡到保護妻兒的責任，想了就心痛。最後鄰長出面才把妻子保出來。說到那時，他說很歹命。
文藩從大陸脫險歸來，中國大陸緊接著陸沉了，國軍如潮水般轉進到烈嶼，兩岸的鬥爭上緊了發條，搬上了歷史的檯面，金門的民防隊納編，加入了鬥爭的序列。
文藩說回來之後開始挖戰壕、出操，不停的徭役，一刻也沒有閒著。他說平日從上庫走路到青岐出操，中午休息兩個小時回家吃飯再歸隊，來回都得走路；一個禮拜出操兩天，其他時間讓民眾耕作。
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爆發，他是二十八歲的青年，編入上庫民防隊，擔任班長，也是配屬到南塘。他說歇火的時候，要出去搶救傷兵，碰到晚上星月無光，伸手不見五指，整個戰地是寂靜而恐怖，他要豎起耳朵傾聽，如有呻吟聲的還沒有死，就把他放到擔架抬回土坑內的醫院。
他說軍令如山，每常摸黑出去救人，烈嶼軍隊傷亡不在少數，有時摸到一隻手，有時摸到一條腿，有時摸到了一句不哼的死人，翻他一動也不動，想救都救不了了。
除了支援救人的任務，還要冒著砲火挖戰壕，上庫後面駐了一個連，為了防範共軍登陸，出動民防隊挖防戰車壕溝，一隊二、三十人，趁著晚上去構工。他說派一個人瞭望，一看見廈門的砲火閃光，就要大家趕緊伏在溝底。
他不時要出軍勤，妻子與兩個小孩就躲在自己挖的土洞，然而烈嶼的掀天砲火持續不斷而猛烈，好像要把它吞噬一樣；為了生活，他要晚上抽空去種田，然後再挖地瓜回來吃，妻子在土洞點「土油」煮地瓜湯，餵養著嗷嗷待哺的孩子。
這時他也到羅厝去搶灘，他說身體瘦弱，一包米兩百斤搬不動，一個人要搬四十包，搬一包發給一隻籤支。有一次他真的搬不了，累癱了，躺在堆疊的米牆下休息，一個班長發現，火冒三丈，把他打得半死；經他一再哀求，派他到羅厝營房當廚工，因此跟阿兵哥學會做饅頭。
砲戰之後，烈嶼地瘠民貧，民眾的生活普遍困難，他經親戚介紹，到湖下村的福利社幫工。晚上水鴨子從後浦運貨到后頭，他們就去搬回來，沒有工錢，只吃一餐飯，另外每一個工人可以到後浦帶一袋子東西回來。烈嶼家家戶戶都拜拜，他每次都帶金銀紙回來，一下子銷光，賺一點錢再向軍隊買米回來吃。
八二三砲戰之後，烈嶼的駐軍多如插棘，漫山遍野每天都有人在做工；他從小對種田就沒興趣，這時就變花樣去賣，如賣花生糖、金貢豆、油剪（麵粉包花生再去炸）。晚上軍隊做海堤，幾千個兵一起做工，那時沒機器，都用人力，一看到他賣東西，饑腸轆轆，東西很快銷售一空。
他說多少賺一點錢，生活才改善。文藩說：「光靠種田，沒得吃，要餓飯。」
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姑媽從汶萊返鄉，看到他的生活這樣艱難，動起了惻隱之心，說要幫他做「大字」（工作簽證）去落番。姑媽返回僑居地，過了不久就寄了資料過來，他尋著行政系統申請，屢次被縣政府打回票。他出不了國，心中頗為懊惱。
有一天他找上南塘調查站，站長姓張。文藩跟他說姑媽寄了「大字」來，他想下南洋去做工，不然孩子怎麼養的活？張站長告訴他，出國時不要亂說話，然後幫他在資料上蓋了大印，這一顆大印決定了吳文藩的前途。他再向縣政府申請，終於准了。
現在鄉巴佬要落番了，以前金門人是經過廈門，再轉經香港到南洋；如今則不然，軍方用了大禮請他搭軍機，取道台北松山機場直飛香港，殊途同歸。他沒到過台灣，松山機場在那也不知，鄉巴老拎了一個行李勇闖天涯，不過他不得不佩服自己那時很勇敢。
他投宿在鄉親的旅社，就與旅宿主人陳玉堂說：「我一個人飛往香港，不會說廣東話，英語甚麼也聽不懂，又不識字。」他如實的說出了他的憂慮。
陳玉堂送到松山機場，一路跟他說：「你聽不懂、不知怎麼轉機沒有關係，不用害怕，只要把『米沙』（簽證VISA的音譯）拿給服務人員看，他會帶你到登機口。」
他先前又擔心說一旦到了汶萊，「番仔話」又不會講，要是等不到人接機，怎麼辦呢？那時沒有電話，陳玉堂就事先幫忙寫信告訴姑媽，言明某年某月某日搭某一班班機，幾點鐘抵達機場。姑丈旅居汶萊已六、七十年，取得公民證，表哥雖素不相識，但完成了接機任務，讓他一顆憂疑的心安定了下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