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裝甲兵學校的分科教育，有門課是「武裝衝突法」，在室內上課，不用碰武器，光聽名稱就覺得是一門輕鬆的課。上課沒多久，教官問我們一個問題：「在戰場遇到敵軍如何處置？」這個問題也太簡單了，我們是軍人，上戰場殺敵是我們是職責，學員們毫不猶豫回答：「殺他！」
教官問：「如果是受重傷的敵軍呢？還要殺他嗎？」有些學員開始遲疑，起了人性的悲憫之心，選擇不殺他。教官再問：「如果這名受重傷的敵軍，突然拿起武器攻擊你呢？」為了我軍的安全，這時許多學員又改變主意：「殺他！」教官繼續問：「如果這名敵軍只是垂死的掙扎，你還會殺他嗎？」
　　問題越來越難。接近死亡邊緣的重傷敵軍，我們可以輕易解除他的武裝，這樣還要殺他嗎？班上的學員意見分歧，有些人認為殺無赦，在戰場當然要殲滅敵軍，另外有些人認為重傷的敵軍已經不具威脅性，基於人道的立場可以不殺，只要解除武裝即可。
　　教官沒有給我們標準答案，而是開始另一個問題：「在戰場遇到平民如何處置？」這個問題不難，在正常的情況下，當然不能攻擊平民。教官又問：「如果在一群平民裡，突然有人拿武器攻擊你，你要如何處置？」這個問題不好答，因為敵人在一群平民之中難以辨識，教官說：「如果你反擊，馬上會死傷一群平民；如果你不反擊，換你受死。」這真是兩難的問題。
　　有學員說：「既然受到攻擊，那麼無論對方是否為平民，應該先反擊才是。」在教官的追問下，這位學員也願意付出平民傷亡的代價；理由很簡單，避免我軍死傷的考慮，優先於保護平民。
　　教官提出這兩個難題，是要激發我們重新思考「何謂正義之師」。
　　哈佛大學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教授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說過一個故事：二○○五年在阿富汗境內，美國海豹特種部隊一行四人進行秘密偵查任務，突然撞見幾個牧羊人。對這四名美軍來說，如果放走牧羊人，可能有給塔利班通風報信的風險，但牧羊人看起來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殺人與放人之間，他們最後以投票方式決定放人。
　　結果一個半小時後，這四名美軍被大批塔利班份子包圍攻擊，連一架趕來救援的美軍直昇機也遭到擊落，總計造成十九名美軍陣亡。事後來看，無法證明牧羊人是塔利班的同夥，也可能是塔利班的反對者，被脅迫才洩露美軍行蹤，這樣殺掉無辜的牧羊人更是殘酷的決定。
　　教官問我們的難題，跟哈佛大學桑德爾教授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以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式問題，引導學生更多的思考，畢竟我們未來是軍官，在戰場上是第一線指揮者，負成敗之責，不可能凡事都請示上級，必須第一時間立即做出判斷，而複雜情境下的戰場判斷，並不容易。
　　進一步來說，戰爭不只是武裝衝突的現實問題，而是牽涉到複雜的道德問題，具有看似矛盾的兩面性。一方面，戰爭本身就是地獄，戰爭的邏輯是無限制、不斷升級的絕對暴力，交戰的雙方都想使對方屈服，勝利成為唯一目的，因此我們看到古今中外的各種戰爭，出現許多泯滅人性的行為。
　　但另一方面，戰爭不會是無限制的戰爭，這有人性因素：除非有絕對仇恨或其他偏激原因，戰爭之目的是取得勝利，而非完全消滅敵人。更有現實因素：無限制戰爭的結果，若引發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參戰，很可能導致互相毀滅。因此，戰爭不應是無限制的殺戮，而應是遵循一定的規則，進行一場有限度的戰爭。如果我們能接受這樣的觀念，這就能啟發我們思考「戰爭道德」的問題。
　　「戰爭道德」分成「開戰正義」與「戰時正義」兩個層次。「開戰正義」是判斷這場戰爭的性質，屬於不正義的「侵略」或正義的「自衛」。「戰時正義」則是判斷兩軍的作戰行為是否符合戰爭規則，這種戰爭規則就是「武裝衝突法」。這兩種判斷的邏輯是獨立的，換言之，有可能以非正義的方式打一場正義的戰爭；或是嚴守戰爭規則，打一場非正義的戰爭。　　
　　國家是戰爭的發動者，因此身為基層軍人，我們對「開戰正義」無能為力。但在戰場上，我們卻是「戰時正義」的執行者，這正是我們需要學習「武裝衝突法」的原因。
　　教官問我們的兩個難題，其實就是牽涉到「戰時正義」的道德判斷。因為戰爭是地獄，所以制定戰爭規則之目的，是要限制、並盡可能降低戰爭帶來的痛苦總量，並盡量保護非武裝人員不受傷害。
也許有人說，只要是攻擊我軍的行為，無論重傷的敵軍或混雜在平民之中的敵人，一律都應反擊，以避免我軍的傷亡。這是一個很直覺的反應，卻沒有考慮到後續影響。一場沒有「戰時正義」的戰爭，只會激發敵國人民的全面反抗，甚至是全面性的「人民戰爭」，這樣的戰爭無法取勝，也不應取勝，而越戰便是一例。
　　這提醒我們，在戰場上射殺重傷敵軍或平民看似容易，一時之間也不會造成我軍傷害，但長久而言，只會減低我軍作戰的正當性，甚至激起敵國更堅強的作戰意志，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