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父親一生種植高粱，用高粱換大米養家，用高粱酒救人無數，用高粱梗搭成的涼棚下，讓我度過歡笑的童年，一切的一切都是高粱所賜，但已如昨日黃花。高粱酒對父親而言不是酒，它永遠是一份慈悲和一份深深的愛。」
「相思、苦楝、木麻黃，是金門最普遍常見的樹種，它們的枝葉外觀，差異極大，但卻同樣成為金門的主要林相，在沒有電與天然氣的時代，它們的落葉、枯枝是金門島上居民賴以炊飯的主要燃料；這些樹種擁有耐旱、抗風的特性，在貧瘠的土地上奮力生存，就像金門女性面對命運時堅毅不移的精神。」
「地瓜是非常特殊的農作物，從栽種到收成，像極了金門人外出拚鬥的命運。它的繁殖過程較不像一般植物，而是必須將它斷身，截取番薯藤一段約廿五至三十公分長為種苗，每一百株紮成一把，稱作一百栽。然後將之放在陰涼處晾三天，稍微脫水，以增強其存活力。熬過三天仍有生機者，便可在夏末秋初入種，此季節不但天氣炎熱，地質乾旱，被種入乾鬆土壤的番薯藤（栽），必須靠極強韌的生命力，奮力吸收土壤中有限的水氣，而不致乾枯死亡，以抵擋秋陽高熱的曝曬，猶如離鄉背井落番到南洋，或早期到臺灣的金門人，在異地惡劣的環境下求生存的命運。」
〈父親的高粱酒〉、〈相思．苦楝．木麻黃〉、〈地瓜〉，打開書稿，層層進入李台山的書寫世界，閱讀前三篇，文字產生視覺，故事形成畫面，之後是土地情感的連結。高粱酒引出了慈悲；相思、苦楝、木麻黃，訴說了命運；地瓜田隱藏了韌性。歷史情懷，地理特質與生活點滴相互交融，藉事抒情，動線流暢，字字句句，綿綿密密，張力十足。
這位書寫者，是我認識的企業家董事長，或者同鄉會長李台山？如果拿掉這些外顯的頭銜，他不就是一個能細緻描繪地景，能自如收放情感的文學人？
我最初印象中的李台山，是企業家，也是投身公共事務的鄉親權益捍衛者。
記憶中的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總統李登輝宣布中華民國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國防部卻在此際發布金門、馬祖繼續戒嚴令，五月七日起，引發了一向沉默的金馬人走上街頭，前進立法院抗爭，靜坐十一天。「五○七反金馬戒嚴」的隊伍中，我初識李台山和王水衷，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參加國家考試，取得土地代書及格證書，返鄉成立第一代書事務所，開始介入金門事務。又在解嚴後的二○○二年，發起「金馬地區軍事受害者自救會」，一千多個向政府申請軍事勤務受害補償案中，他聘律師吳豐賓無償協助百餘件訴訟；也因接觸到那麼多戰地孤苦亡靈及待撫慰的生靈，有了後來參與發起「兩岸和平消災祈福超薦水陸大法會」的因緣。
金門、馬祖，已然脫離戒嚴、軍管十餘載的某個午後，又見到李台山。之前，他給了我一封又知性又感性的手寫信，觸及金門人戰地歲月的痛，也感謝我辦《金門報導》社區報投入金馬民主運動所作的付出，而今，即使解嚴、還政於民了，政治的怪獸並未遠離，人民所承受歷史的傷痕也未撫平；在台北市西區一家咖啡館，他安排畫家李錫奇及我，一同接受《中國時報》記者曾意蘋採訪。不是談文學、藝術的金門，而是控訴一長串戰地悲情檔案。
「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委員會案件統計，人員傷亡部分，台灣本島申請案件中，高達八成五已獲得補償，但外島金門地區補償案件，卻只有三成獲准」，「一群金門戰地土生土長的在地人，他們齊聚一堂，就是想要回『金門人的尊嚴』」；從事代書的李台山，手邊就有一百多案，都是被國防部以不符軍事勤務補償條例範圍拒於門外的案件，李台山說，「早期金門處於戒嚴時期，只要官兵說了就算，要人就有人，要船就有船，要拆門板當堡壘，也沒有拒絕的權利，但當時的受害者要回頭向政府討公道時，卻需要一連串的證據，那個烽火漫天、封鎖的地方，要保留證據，簡直是難上加難」。
「戰地枉斷魂 金門人求償無門」，二○○四年元月七日的《中國時報》，以此為標題，橫跨半版篇幅聚焦，李台山成了代言人，同時披露半世紀前因祖母及姐姐遭逃兵槍殺，要求國防部補償敗訴的畫家李錫奇，欲「上訴最高行政法院爭尊嚴」。
「我幫李錫奇上訴最高行政法院，陪同開庭時，他放在口袋的手機鈴聲一直響個不停，要關機，但摸了老半天還摸不到機體，法官很生氣，當面斥說開庭還不關機」，李台山回憶出庭一幕，「為祖母、姐姐討公道，李大師上訴的最後結果還是敗訴了，在肅穆法庭內，那響了一分多鐘的手機鈴聲，至今也還在我耳際縈繞，或許，冥冥中，那也代表了一種抗議聲吧！」
是的，冥冥中。在法庭內那響了一分多鐘，關不住的手機鈴聲，情節描述簡直就是位很會說故事的小說家，笑中帶淚，李台山述說得太傳神了。二○一○年，「八二三砲戰」五十二周年紀念日前夕，李台山與我同獲台北市金門同鄉會主辦、五年頒發一次的「第一屆金梓獎」，我的得獎理由是「傳動金門學」；他的得獎理由是「護鄉行動家」，包含「無償協助因軍事勤務受害之鄉親行政訴訟達百餘件；又為金門早年不合理徵收土地，協助立委擬稿修訂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大大減低民眾購回土地之負擔」。
每個人都是一張名片，自己設定的名片，他人界定的名片；經歷過電子公司經理、總廠長，後來又自行創業，從土地代書業起家，再組「第一聯合機構」擔任董事長，同時熱衷公益，長期擔任國防部新店監獄輔導老師，也出任同鄉會理事長服務桑梓；那麼，李台山這張名片的領銜是企業家及社團領導人。「作家」、「文學家」，過去似乎不曾被讀取。
忘了何時，李台山在我心中的名片界定中，已不再止於「企業家」、「護鄉者」，他仍然站在鄉事第一線奮戰、發聲，但我也看到他以一支筆、一顆心，在文化、藝術，乃至文學的場域舞動。他編起《台北巿金門鄉訊》會刊，發起籌組李錫奇藝術基金會、金門鄉訊人物聯誼會，金門旅外藝文學會，他推動亞洲美展在金門展出，他與牧羊女合力讓一份斷炊的老字號《金門文藝》重新復刊，他資助「新聞教父」鄭貞銘教授完成《百年大師》大書出版，他交出藝術家李錫奇、音樂家李子恆的採訪稿，他也一氣呵成出四萬字的小說〈燃燒的紅高粱〉，他又參與了金門日報《浯江夜話》專欄筆陣，時而出現澎湃、靜美之作。積累出的文化圖象、文字印象，完全顛覆、改變了我過去停留在「企業家」閱讀李台山。原來，他是隱藏版的「文青」。
文字與文學，再一次拉近了我與李台山的島嶼、情感距離。在台北塵世裡討論、編輯《金門文藝》，或者一場場高粱鄉宴的場合，五十八度的酒精催化下，我對他有了更多的心靈探觸；他提起小時候的夢想，一想當記者，二想作情報員。因此，初中時期就已翻讀《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等章回小說，當然，也少不了瓊瑤的《窗外》，禹其民的《籃球．情人．夢》；高中時期，他對先秦諸子百家學說，特別是道家思想已多所涉獵，並且也窺讀三○年代魯迅、茅盾、老舍等家在台灣的禁書，恣意遨遊書海，以「沽酒不留身後債，買書散盡手中錢」豪情自況。高中畢業的大專聯考，他的成績可上世界新專編採科，亦可達到師大美術系錄取資格，在文字與線條之間，他選擇了可圓記者夢的世新。這樣一個曾經瘋狂閱讀、吞噬文字的「文青」，卻必須是謀食於都巿叢林幾多年，有了事業基礎後，才能重新回望海那邊的故鄉情事，也才又重新提筆，喚回、填補高粱田裡未了的文字夢。
《父親的高粱酒》，酒精的濃度未稀釋，文字的溫度依舊在。不再隱藏了，我驚喜讀到、看見了蟄伏了漫漫歲月的「文青」李台山，正一步一步走來，向島嶼，也向文學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