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代的小金門，家家戶戶都吃不飽。」孫女士侃侃而談：「雖然還是有有錢人家，但大多數人都是過得很苦，能逃的就逃，逃不走的可能就會死。」婚後一年就是民國四十年，孫女士嫁給了大她十二歲指腹為婚的男性。當時的她只有十八歲，而她的丈夫已經是三十歲人了。如果說婚前是春天，婚後便迎來寒冬。
出生在小康家庭的孫女士，談不上富貴人家，日子生活仍不匱乏。民國三十多年（西元一九四零年代），離前朝的鴉片戰爭過了百年，可身邊親人意外染上大煙，金錢耗盡、首飾一一典當，最後連家中的桌椅裝潢一件件被帶走換錢，終日吸食大煙換得的是沉淪的貧窮。亦是如此，孫女士對大煙格外有印象。
湊合著一天是一天的生活
　　十幾歲曼妙年齡就有許多人前來提親，當年孫女士的母親與其姊妹淘立下指腹為婚之約，約好十八歲前兩造兒女得以順應父母之命同拜天地。眼看著十八歲之約就要到了，也提醒該做其他打算，沒承想，原本在外地討生活的林先生在孫女士十七歲時回到小金門，自然兩人也名正言順地成婚。
　　娶妻後的林先生天性老實，加上時局不利，婚後的生活十分清苦。當時正逢二戰後的國共戰爭，身處戰事最前線的小金門，資源匱乏加上戰時難以耕田稻作，所以只勉強地吃一些地瓜根莖，偶爾搜得一些米，湊合著就混過一天。
　　「今天能吃這一頓，」孫女士說：「明天要怎麼辦都還不知道。」
　　那個時代的窮困，源頭非出自於懶惰與思維，答案就是問題本身──時代──戰爭頻傳、煙硝四起的日子，人們光是活命就是老天爺給面子，更何況是從指縫中討生活。
戰爭前線的前線
　　住居在有著「雙口戰鬥村」美名的雙口，是中華民國領域最靠近廈門的一村，在此生活的人們有著強悍且堅韌的生命力，也有一份專屬海岸人的樂觀天性。
林姓夫妻兩人接連生下了幾個孩子，在險惡的八二三炮戰時期，孫女士身懷六甲隨戰爭避難。她說，那時候解放軍改為單打雙不打，單日大家躲進防空洞，雙日大家就趕緊找食物煮飯，然後封起來帶進防空洞裡頭吃。那個時代不管是有錢人家或貧窮人口都一樣，飛彈不長眼，老天爺不挑人，單日只能躲到陰暗濕冷的防空洞內。戰時情勢逐漸白熱化，許多金門當地人紛紛外移，有些人隨著軍隊來到台灣，有些人則是前往南洋。
「單日如果沒有躲起來，不是被打砲炸死，就是被軍人抓起來。」孫女士說。在戰亂時期偏偏又是資源生計最為匱乏的小金門，活著都仰賴殘存的一仰鼻息。孫女士一連生下了七個兒女，生活縱然苦，卻也掙扎地度過多年歲月。
遠離家園只為生活
孫女士的孩子們年齡差距不小，年長的孩子受差使上山找一些野果蔬菜、挖地瓜；嗷嗷待哺的孩子就待在家裡頭。盼著歲月領著和平到來，百廢待舉的金門蕭條且沒落。好不容易攢點錢才能買下一頭母豬，靠著販賣繁殖出來的小豬，作一些手工紡織活，日子才能勉為其難地過。可隨著孩子年齡漸長，肩上的擔子也越來越沉。
孫女士說：「當時幾個大孩子都要幫忙挑水、撿拾柴火，那個時代沒有瓦斯爐也沒有煤油氣，只能用灶頭煮水。」水源匱乏，當時要撿拾薪柴也只能到現今的麒麟山步道或是陽山公園等高地。當時的金門酒廠成立不久，並不是一時半刻就能提振金門經濟。
天無絕人之路，孫女士夫婿前往南洋的表哥，為他們家捎來了三千塊錢生活費。三千塊錢在當時是一筆大數目，可以說幾個月的生活都能捱過去。可這筆錢花光了，生活仍是陷入困頓一籌莫展。於是夫婦兩人討論之後，決定把這筆錢退還給表哥，但希望換取能將他們一家子接往南洋工作的機會。
「不走到外頭去賺錢，」孫女士說：「一家子就會餓死。」
移居海外的金門華僑歷史，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就有典故。而稍近一些的西元一千九百年代，因著家鄉窮困、日本侵華佔領金門各地強徵民工物資與土地、國共戰爭等原因，許多金門人移居外地。如果要在此畫上一個分水嶺，八二三炮戰後的金門人多半前往南洋，而終於到和平盛世穩定，才有越來越多人移居台灣。而六零年代既起，金門的生計也隨著高粱、人們辛勤的努力而有不同的面貌。
早期的金門人，前往南洋工作一點也不稀奇。從金門搭船到廈門，再輾轉去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等地，早期走海路叫「出洋」，又叫「落番」。在船上生病就被拋下船，以此不連累同船鄉親。這與早期的舊金山華人有相同且相似的生命際遇。如果在新馬汶萊南洋一帶遇見講中文、台語的華人，多半都與金門有關係。旅外的金門華僑一旦富貴發達，也會回鄉捐款，造福金門。
「如果繼續在小金門待下去，」孫女士說：「吃都不吃不飽，安全也顧不上。做爸媽的總希望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無奈的是，接引前往南洋工作並不如想像中簡單，一來有人數上的限制，二來也不是到那兒就肯定能過得更好。孫女士說自己大字不識幾個，孩子們幾個大的也是同樣沒受過教育。
最後夫婦兩人只能忍心把幾個年幼的孩子帶往南洋，另幾個有些年齡的大孩子就留在小金門，並與隔壁的親戚們說好。中餐去姑姑家吃，晚餐去她妹妹的地方吃。孫女士嘆說：「誰願意這樣一家分離，但真的日子沒法過。」她氣定神閒接續道：「親戚們能接濟我的孩子是大恩，所以每年過節我都會掙得錢給她們買些東西，這份恩情不能欠。」
沒有手機的時代，電話也還不廣泛。不識字的孫女士也無法書信往返。身處兩地的一家人，儘管掛念卻也難免傷悲。
有著商業眼光的女性
南洋當時正逢商業當頭，無論哪裡多半都是男性從商，女性從內。孫女士一家靠著賣豬與向親戚鄰人借來的錢移居汶萊，開始小本經營的雜貨店鋪生意。當時並沒有規模巨大的販售市場或連鎖賣場，不管是甚麼生意都盡可能是雜貨店，一包統包，以多樣化品項吸引客戶。
「店鋪離醫院很近，那時候很多新生兒，所以店內會賣包裝漂漂亮亮的新生兒衣服，以及一些小禮物，女性化妝品這些東西。」孫女士說，但她眼光不只是如此。店鋪位於車站出口正對面，每一個攜上新品找買家的推銷員到訪當地，都會先去到孫女士的店鋪，認識熟了，她還會張羅推銷員管飯吃。直到她退休回到台灣之後，仍與好幾個推銷員締結一輩子的友誼，大家對她左一聲老闆娘右一聲老闆娘喊得格外親切。
有一回新加坡的推銷員來訪，打算販售一款新品，孫女士與他討論了之後，想著這款貨有商機，於是就直接問對方：「你有多少可以賣？」
「大概五打吧。」推銷員回說。
「我要他把這五打貨全部賣給我。」孫女士說：「這樣做看起來沒好處。但以後推銷員有新貨就會直接找我。以後有人要買這個也只有我這邊有。」對於好的品項，孫女士總是毫不皺眉地大量採購形同經銷商，但她認為沒有商業效益的產品就興趣缺缺。
她的店鋪裡常常會進一些新貨品，孫女士儘管不識字卻仍有自己處理貨物的辦法。「我要他們在單據上的貨品清單逐一寫下數字，然後用來對照包裝箱上頭的數字，這樣我就知道每個貨品的成本價跟樣子。如果覺得有疑問，就再想辦法去澄清。」她說。
孫女士談到以前有一款日本進口、布面上有著青蛙圖案的雙肩書包，聽得推銷員說這款書包賣得很好。她仔細推敲，孩子總是要讀書，也要有書包，囤下貨賣長一點遲早也能賣完。於是一口氣把幾打的書包都買下來，應付款項還引得丈夫擔憂差點引起家庭糾紛。一個書包當時的成本價格是9.9塊錢（合台幣248元），她直接抬高三倍價去賣，沒想到短期內就把幾打的書包全數售罄，著實賺了一筆錢。
「開店做生意是這樣，」孫女士說：「嫌價格高可以不要買，但這個貨也只有我這邊有。」孫女士的女兒常笑說母親是奸商，逢低買進高價售出。當時汶萊經濟起飛已有一段時日，人們有錢採買更高貴、更好的物品。孫女士笑說，如果賣便宜了，他們還會認為這東西不高貴。
再幾年，女兒嫁給也同樣居住在小金門的洪姓人家，兩夫妻也一同去到汶萊討生活。女婿幫孫女士的店舖整理帳務與管理產品（孫女士笑說，識不識字真的差很多），女兒則幫忙整理家務也學習紡織衣物，還給店鋪內增加了衣物新品。兩夫妻在汶萊連續生下三個孩子，異鄉不如老家好，為了讓孩子們認祖歸宗決定前往台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