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照，一九六三年生，寫作這本書的時空背景是在民國七十六年，當時的楊照在南台灣的步兵學校服役，是一名戰術教官，在一個因雨而不能操課的午後，他遇到了十四歲的自己，同樣是在那個當時因為老師請假未到，一樣濕淋淋的夏季午後，他無意識地翻閱著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那是一本敘述一次世界大戰時壕溝消耗戰的書，他第一次覺得壕溝防線戰這樣的戰爭實在有點荒謬。西線無戰事的男主角，懷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自敵軍士兵的皮夾裡翻出全家福的照片，那是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的合照，和主角錯愕的彼此對望，因為，他自己的皮夾裡也藏了一張類似的全家福照片。那時候作者對於，原來我們口口聲聲說要殺掉的共匪就是那些和我們一樣，有妻有子，將全家福照片隨身攜帶在身邊的敵軍？不過楊照那年僅僅十四歲，也不過是民國六十六年，台灣政府仍一直不斷地將國家興亡的責任推給軍人，於是他這樣的疑問沒有人可以提供答案。

但十四歲的楊照已經無法再承受這些有關「非打不可」，即使「打了也不會有什麼具體進展」的消耗壕溝戰，以及這樣類似的欺瞞，第一次，他很清楚自己是反戰的態度，即使，十年後的自己正站在講台上講解著，傳授著如何作戰。

他曾經因為處份沒有注意自己口令，或是不夠認真、心不在焉而做錯的學生，罰他們立正站直、罰他們伏地挺身、罰學生左去右回四四方基一圈，拿以前受訓時區隊長罵他們的話來痛罵他的學生，甚或是更嚴厲的責罵管教：：：：但當他得知助教們到處傳揚他帶學生的凶狠模樣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卑劣的人。因為，他突然不曉得自己在幹什麼，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只是在發洩？其實只是在享受權力支配的感覺？

部隊裡講究階級服從，也只講究階級服從，一開口必定先稱呼職稱：「報告區隊長！」但部隊裡對預官的刻板看法一向是像看待一根軟趴趴的扁擔，就是個不會站不會坐不會帶兵不會口令不會辦事的預官。

可是他反戰，反部隊文化，反階級情節，尤其，他對人為的階級劃分反感到了極點，這讓他覺得二十四歲的心智非常混亂，因為，他只是不想做一個僅會穿衣服喊口令帶兵打靶辦事的半吊子軍官，他努力的要作一個比軍官還要像軍官的軍官。

但他從十四歲走到二十四歲，這十年讓他明白了一些事情的原委，一些有關從軍、戰爭、階級、人性的真相，讓他覺得人生果真像是一齣悲喜劇，但在這從軍的兩年歲月，竟是一件最荒謬的事情，於是在這樣的困境裡，他開始了︽軍旅札記︾的寫作。但這真正進入軍中，則是在隊長將他任命為下一批的實習幹部時，因為，他當時並未加入國民黨，何以有資格能夠勝任那些思想工作？原來，因為上級單位的通信檢查，上級單位對於他的文筆流暢有一致的認同，可以接受他雖然不是國民黨員仍可擔任幹部的作法，儘管，他們還是忍不住問一聲：「為什麼非這個人不可？」總而言之，他開始擔任實習輔導長。

他說，政治作戰被簡化為思想控制，思想控制被簡化成思想檢查，而思想檢查被簡化為通信檢查和莒光日教學與考試，但莒光日最後變成了抄寫作文，我想，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抄奮鬥月刊或者乾脆亂寫，考試則簡化為做了就好的儀式，於是，在了解了之後，他明白了軍中權力運作的形式。

在楊照十六歲時，林毅夫(林正誼)叛逃，莒光日教學，可謂失敗，但在十幾年後的現在，莒光作文簿、考試都仍然存在，而阿兵哥也都不會覺得這件事有什麼好羞恥的，因為，大多數的人反應都是：：：「干我鳥事」！現在的役男們並不會在時代的變動中感到困惑、無所適從。我看到，莒光日教學完全撼動不了人心，役男們只對虎帳笙歌的電視留言有稍微的興趣，他們甚至不會手書家鄉一封關於對於國家民族的懷想，我認識的他們總說：「這是欠國家的，還完就好了。」

而這還是我所見過，比較好的情況。

新生作家孫梓評曾將其軍旅生涯寫成一部︽綠色遊牧民族︾的當兵劄記，那和碧竹(林雙不)的︽鋼盔書簡︾、謝材俊的︽嶺上雁字︾一樣浪漫抒情，你看不見大時代，甚至看不見時代背景，總覺得，像是涉入別人的生活裡，卻又兩手空空的離開，心裡有說不出來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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