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十三：︽法治︾

因吳銘漢夫婦命案而產生蘇建和等三死囚案，歷經十餘年更審，三次非常上訴，五位法務部長，日前在高等法院合議庭以証據不足，宣判無罪。面對這個司法史上大逆轉案，坦白說，誰也不敢斬釘截鐵說當事人無辜(証據不足與無辜是非等號的)。但人權保障的精神，毋寧是本案在痛感猶新後的唯一收穫。

此次高院宣判無罪之著眼，仍在宣示法治國家一項最重要的要求：定罪不能只憑懷疑，甚至不能只憑合理的懷疑入罪，而必須是證據確鑿達到超級合理的程度時，才能判決有罪。此種寧願錯放，而非錯殺的相對主義，所謂罪疑唯輕，和罪疑唯重的觀念，正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也因此，藉用當事人進行主義，重視程序正義及貶低自白的證據效力，促使檢調在案發之初必須重視科學採證，讓證據說話，如此治案品質才能堪孚眾信。

易言之，由於時間場景不能倒流，因此審判即是事後發現事實真相的過程，長久以來，這過程的目的在實踐司法正義，但今天先進的法治觀念卻是在保障人權。此次合議庭以證據不足，意即無法發現事實真相，而無法發現事實真相時，就不能以自由心證假設為有罪，而要推論其無罪；與其錯放，也不錯罰。從這觀點看，確是人權上的一大進步。

此種法治觀念，是需要全民運動的，不但司法人員需要法治的擔當，人民更要有法治的監督，如此，人權才有可能獲得保障；人權獲得保障，才是打擊犯罪有效利器，所以，法治教育應推廣至高中教育，若不如此，曷克臻此！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之十四：︽英雄︾

大陸導演張藝謀的武俠大戲「英雄」，在他一貫唯美，色彩張力(不過本片在色彩方面太過匠化，根本失去了他所意念的國畫意境│簡約玄澹。)及大卡司製作下，已在影壇捲起一陣旋風。由於全片充滿法西斯、讚揚多數暴力美的意識型態，引來不少嚴批，這問題是滿有討論性的。一方面在大陸及香港是不便討論的，但台灣卻又不幸陷於「統獨」意識中，總令人有迂闊疏空之感。

戰國時代，戰爭頻繁，生民塗炭，因此百家爭鳴，希冀為大時代的人民帶來生機。就入世諸子中，儒、法兩家是最具影響力的。但弔詭的是，這兩家思想在人性及用世上雖不同，但都具有強烈的大一統思想。其理論簡單的說：只有在一個統一的國家狀態下，才能阻止血流漂杆的時代。為何會有這種思想？已逝的黃仁宇先生曾提出氣候與地理環境論，頗具神思。但儒、法兩家的手段卻是大相逕庭：儒家希望以「仁」得天下；法家則是以「法」得天下。因此英雄片中，秦始皇雖厚葬「無名」，卻不能放過他，只因「欲得天下，必須令行禁止。」但儒家就不一樣，號稱的是仁義之師，如宋襄公；如史記之稱頌刺客。雖說「其行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最重要的是「不矜其能，羞伐其功」。因此基本上，李安的「臥虎藏龍」中，講求辭受進退的修己功夫，正足為儒家代表。

若將上述思想放在今日，則儒家近似個人主義的民主國家；而法家就是集體意識的社會主義國家了。這比喻雖不嚴謹，但從某種知識論來說也多少可行。準此，則為何名揚國際，應該深具國際觀的張藝謀，和生長於台灣現旅居美國的李安，為何會有「原鄉風格」的影片出現，這才是有心人應該關切的「英雄」課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