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代，我發覺許多台北的街道名稱都在地理教科書上出現過，尤其在城中區和西門町一帶，多是兩湖和川滇雲三省的地名，原來這些街名是有典故的。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為了祛除清代的中國影子，實行町目系統。台灣光復後有些道路立即恢復舊名，例如東門街（今中山南路）、撫台街（今延平南路）。1947年，從上海來的建築師鄭定邦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的技正，他所負的任務是重新命名台北的街道，儘快抹掉日治的色彩。此人在上海曾經受英國領事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之託，為英租界命名過街道，平息洋名爭議。
根據他的上海經驗，以台北市役所（今行政院）為中心點，擘劃出東西和南北兩大軸線，即今日縱橫的忠孝東西路和中山南北路。他的理念來自在中原相交的隴海鐵路（連雲港－蘭州）和平漢鐵路（北平－廣州），依此，將市區劃分成東北、東南、西北、西南等四個區域，再將中國大陸的地名套入。因為更改街道名是在1947年完成，故與1949年老蔣撤退台灣後的「心繫大陸」無關。
後來有些街道的取名是為宣傳三民主義，如三民、民權、民族、民生等；也有的是弘揚文化道統，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四維、八德、博愛、大同等；少數也採用人名，如林森、渭水；但最不恰當的是羅斯福路，二戰期間這個老美在「雅爾達密約」出賣了中國，實在沒有紀念的必要。
在沒有Goggle這種東西的年代，台北的市民初期常會搞不清楚方向，然而倘若地理課本沒有白唸，大致有概念，不難辨別方位。例如來到蘭州街「西出陽關」後，應可知距離酒泉街、敦煌路不遠；再如來到西門町溜達，尋尋覓覓，方圓之內的街道都位在毗鄰的省份，尚不致於迷失方向。
過去台北形形色色，有些街道是同類商家的集中地，像是重慶南路為書店街，衡陽路多綢布莊，博愛路多銀樓，沅陵街（湖南地名）為平價鞋子的天堂，武昌街二段為電影街，南陽街（河南地名）為補習班的大本營，開封街可吃清真牛肉麵，昆明街的小巷有川味經濟客飯，對識途老馬來說，可以節省時間。
牯嶺街（江西地名）是我很懷念的地方，昔日的舊書攤以淘書尋寶聞名，高中時口袋淺，學校註冊後就去那裡找二手書，回家報帳後可賺些差額作為零用。自從西門町的「西瓜大王」休業後，我時常去南昌街吃路邊攤的西瓜。考完托福後，我勤跑南海路，在美國新聞處查閱美加各大學的資料，那裡有一條短短的湖口街（江西地名），都是幽靜的老宅院。以前廈門街老師傅開的手工皮鞋店不少，我出國前訂做的一雙馬靴，穿了快二十年還捨不得丟掉。
以前有一個燈謎「大學之道」，謎底為新生南路，這條路原先是特一號排水溝，後來纔加蓋。大學時陪同學搭乘欣欣客運一路公車，是第一次來到西藏路，那裡看起來有點落後，記得也有一條特三號大水溝，都是附近工廠排放的廢水，一片混濁，被人戲稱為「黑龍江」。
台灣早期的移民來自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當然少不了要將這兩條街列入，兩者都是位在古亭區，而且相隔很近。但是漳州街在80年代初期因併入中華路二段，已經不存在。過去萬新鐵路還沒拆除前，附近有兩個火車站，螢橋與和平站，所謂的螢橋的確有影，日據時期叫做川端橋，是一座跨越小溪的木橋，大約在廈門街與和平西路相交之處。
除了耳熟能詳的通衢大道，市區也有幾條超級短的街道都集中在中山堂附近。例如，酉陽街（四川地名）僅有1號，秀山街（浙江地名）也祇有4號；正對面的永綏街（湖南地名）的門牌最多到23號，現在祇剩下8號的遠東聯合門診，這間診所以前是1968年開幕的遠東百貨，後來大張旗鼓遷到寶慶路（湖南地名）。
80年代起的市區土地起了重大變革，先後出現格局方正的中正紀念堂和大安森林公園。剛來台北時有一條上海路，公車會經過有一個「陸軍總部」的站牌，營房的前身是日軍步兵第一聯隊的基地，記得那裡的路燈很暗，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一列軍車駛過的鏡頭就在那條街上。1975年中正紀念堂開始動工，陸軍總部遷到龍潭，林森南路穿過地下直通南門市場，從此上海路不見了。
1994年大安森林公園蔚然建成，綠地面積為全市最大，美其名為「都市之肺」。原本那裡是憲兵的新南營區和空軍通信大隊（後遷到辛亥隧道口）的舊地，後方有兩個眷村，空軍的建華新村和陸軍的岳廬新村，電影「搭錯車」曾經在那裡取景，如今是捷運信義線的大站。2016年的「九三軍人節」，我參與反年金改革的大遊行，公園頓時成為退伍軍人的出發點，久不見面的空軍老友竟在風起雲湧的行列中相遇。
今日台北的特色街道已剩無幾，我過去服務的空軍總醫院（今三總松山分院）位在健康路，應該算在內，「年貨大街」的迪化街，「相機街」的漢口街，「玩具街」太原路等還沒褪色，其餘的隨景氣的丕變，逐漸被潮流沖淡。不諳山川異域的「天龍國」人找路，就打開手機用Google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