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立成功大學陳益源教授穿針引線之下，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出版的《陳長慶短篇小說集》中越文本，即將在金門碧山村睿友文學館舉辦新書發表會。這本小說集是精選自陳長慶1996～2016年間的〈再見海南島，海南島再見〉、〈將軍與蓬萊米〉、〈春桃〉、〈人民公共客車〉、〈孫麻子〉和〈罔腰仔〉這六篇創作。
陳長慶短篇小說集收錄了這六篇觸動心弦的故事，其人事物及時空背景都圍繞在金門這座島嶼，對於生長在那個時代的島民是酸甜苦辣的味道。因為這個年代是國軍撤退到金門的初期。陳長慶把金門的風土人情以及戰地政務時代的歷史點滴和島民的生活情景相結合，透過文學的筆鋒做巧妙的紀錄和連結，交給後人咀嚼。
　 歷史與小說經常在幻化的虛無之間遊走，陳長慶的小說常被人問及其真實性。魯迅曾經說過：「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的真實。」如果僅僅把小說從物的角度去解讀，似乎是不夠的。小說如同藝術本身一定有一個讓其稱之為藝術作品的東西，這就涉及到藝術作品的本源問題了。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認為，在藝術家和作品之外還有一個第三者，正是因為這個第三者讓藝術家和作品彼此連結，這個第三者就是-藝術。在柏拉圖之前，古希臘人的主流觀點會將繪畫等現代人稱為「藝術」的活動，歸類為「techn?棳」；蘇格拉底即認為，連史詩的創作本身也不是一種「專業技藝」。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其美學經典名著《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大力批評蘇格拉底的哲學思維，認為他把希臘悲劇引領至一種只講太陽神阿波羅（Apollo）的理性，而不講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瘋狂的思考狀態。本文無意陷入孰是孰非的論斷，畢竟古希臘語中的「techn?棳」並不能簡單譯作「藝術」；但是小說應可視為作家透過語言或文字的思想表達。
　 語言讓存有者進入敞開的「存有」當中，就好像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畫中農鞋敞開了農婦的存有，也揭開了農婦的世界之中鞋之真理的作用（werken）。這雙鞋或許不是農夫的鞋，而是藝術家自己的一雙鞋。這些都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另外的思路去探究存有的本質。海德格對「此有」（Dasein; Being-there）與時間的關係時指出時間具有過去、現在、未來三部曲。「此有」指的是人，人的本質即是「掛念」，此有以「言談」來溝通，而言談是「讓人從事本身來看事物，設法揭示他所知悉的」。存有（Sein;Being）是「此有」的前提（Voraussetzen; presupposing），而存有本身只有在創造性思考才顯得重要。傅佩榮教授認為：人是被拋入世界的受造物，力量有限而微不足道，對自身遭遇在內心深處充滿掛念與恐懼，同時對世界要關懷，對同類要照顧，而自己則常有苦惱。人之所以有焦慮，在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的認知上，人是被遺棄在宇宙間的，焦慮來自理解人並非「自身存在的根基」，我們無法選擇出生或不出生在這個世界，只能選擇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例如我們決定了戰爭的存在，並參與了這場戰爭就要扛起責任，展現在戰爭時代之下存在的意義。陳長慶的小說也表達了禁錮時期人們對於控制與解放的欲求。就如沙特所說「欲望使自己以身體的形式存在。」愛欲之時，我們意圖物化他人的肉體，希望這個身體單純的成為一個物品。
　 小說是語言的一部分，誠如海德格的名言：人存活在自己的語言之中，語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說話，話在說人。藝術可以說是存有的具體表現，陳長慶的小說毋寧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是作者本身對事物和時間的傳達。陳長慶的小說某種程度傳達了戰地政務時期人們在這些面向的掙扎和吶喊，也提醒了人們存在當下的意義。唯有我們經歷了存有，才知道「將會」成為什麼樣子。
（稿費贈金門家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