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報導，頗令人憂心……根據國發會公布最新的人口推估報告，2022年台灣的人口就會開始負成長，年齡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25年時將達20%，也就是每五人就有一人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另外，根據衛福部推估，需要依靠看護照顧的失能人口現在已達71萬，五年後將超過80萬人，這個數據在2030年時將成長突破120萬人；然而台灣因為長照人力的薪資與工時等問題，造成民眾對看護工作投入意願不高；所以，台灣一直都是大量的依靠外籍移工來擔任照顧工作。
　目前台灣的社福外勞人數高達21萬4362人，其中有17萬1483人來自印尼，2萬2,935人來自菲律賓，1萬9270來自越南，674人來自泰國；可以看出，印尼的社福外勞佔相當高的比例，是台灣長照的主力。
　不過，隨著東南亞政經情勢穩定且內需走強，新興國家經濟逐漸改善，泰國及印尼政府陸續宣布「零國際幫傭計畫」，輸出到世界各國的海外幫傭人數逐年減少，正衝擊著我國跨國勞動力發展及長照政策之規劃；雖然政府有意往斯里蘭卡、寮國、緬甸、柬埔寨去找尋勞動力替代來源；但是，因為台灣與各國協商過程進度緩慢，導致勞動力替代來源遲遲沒有下文，台灣正陷在外籍移工若是斷源，將來長照問題，誰來幫忙解決的困境裡。
　 自古以來，在華人傳統社會，照顧家人、整理家務一直被責成是女性的責任；但是，隨著雙薪家庭成為社會主流，許多能貢獻勞動力的女性，不得不開始將照顧家庭的工作，透過「外包」方式，來轉嫁照顧責任，例如：請保母、或將小孩送往托嬰中心或幼兒園照顧，以及請鐘點清潔人員幫忙打掃家裡……等等，透過各種方法來維持家庭的正常運作功能，這種「母職外包」的方式，同樣發生在老人照顧上。為人子女們將奉養年邁長者的責任，託付給外籍移工，並將自己定位為「監督者」或「主導者」角色，以確保外籍看護提供高品質的照顧方式，來實踐自我定義的孝道精神，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台灣媒體、學界稱之為「孝道外包」。
當然，站在為人子女的角度來看，「孝道外包」對被照顧者與照顧者來說，都是雙贏有益處的；另外，聘請外籍看護，對許多其他家庭成員還有顯著的外溢效果，例如：外籍看護可以幫忙煮飯、洗衣、拖地……等等勞務工作；除此之外，照顧者和家族其他成員可以有較長的喘息空間，放心外出旅遊，再也不怕年邁的長者沒人照顧。
　但是，當台灣這種「孝道外包」逐漸走向市場化，一定會出現因為勞動人力不足而發生照顧不周的問題。因為人一但將家中需要被照顧的老人問題，養成習慣用錢聘請外人來代替為人子女應負擔的工作和責任時，過去傳統文化所傳遞親力親為的孝道行為必定回不去；所以，當外籍移工不進來，台灣居家照護員短缺的情況下，就只剩下將家中老人送往安養院一途可行。
　而台灣的安養院環境良莠不齊，按著收費標準不同，環境有好有壞，又是跟錢有關的選擇問題。有錢的子女，就將家中長輩送往有景觀有庭園的高級安養院頤養天年；一般普通家庭的子女，按著經濟收入，就只能將長輩送到一個照顧員要照顧十幾床老人、並有尿騷味的安養院安置；總之，無論是甚麼樣的安養院，需要人照顧的長輩已經有人照料，工作繁忙的子女，久久到安養院探望一次也無妨，只要按月繳費，就算是已經盡孝了。
　這是一個經濟掛帥、可以用錢買孝道的大時代。在這一個講求經濟效益的「孝道外包」文化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識到年邁的長者需要的照顧，不是只要有人幫忙把屎把尿、洗澡、餵飯餵藥而已；他們更需要的是心靈上的慰藉……有人可以用他們熟悉的語言陪他們聊天。
　當政府把子女應盡孝道的責任與義務，量化成為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問題，只考量勞務上的分擔時，那麼「孝道外包」，就不是在「盡孝」，而是在「外包」一個「包袱」，敷衍一個沒有選擇權的長者的需要。
　逐漸老化的台灣，必定將面臨安養院人滿為患，照護人員不夠的窘境，這不只是政府的社福政策問題，更是考驗人心的大挑戰。當「孝道外包」之路不可行時，子女們是否樂意將服侍長輩的勞務收回來自己包？還是為了工作、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品質，只好犧牲年邁長輩，任憑長輩一個人住，造成獨居老人越多，成為社會負擔和隱憂？
　「孝道外包」這文化，對自喻是孝子孝女們來說，實在有必要好好檢討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