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文敏先生回憶說：「四十年元月，李德廉接替沈敏出任金門行政公署行政長，李行政長是我們「怒潮學校」的老師，他非常照顧學生，知道部隊升遷管道壅塞，佔缺非常不容易，剛好那時金門缺少基層幹部，因此把我們從部隊抽調出來，轉任村里幹部，來負擔基層行政工作。」「我那時的工作除了民防訓練外，還要教唱軍歌，督導任務隊的識字教育，那時任務隊員大都不識字，為了灌輸他們國家民族的觀念，宣揚反共抗俄的政策，堅定他們反共必勝的信心，所以強制任務隊員集中受教，一般都在夜間舉行，由國小教師或部隊幹部負責教授，使用國民小學的教材；還教授三民主義、地方自治等政治教材，這些教材都是上級頒發的。」

邱仕財先生對掃盲運動也有深刻的回憶：「民國三十九年底我調水頭村指導員，任內記憶較為深刻的事是掃除文盲運動。那時任務隊員大都不識字，上級為了掃除文盲，同時提升任務隊員的學習效果，貫輸反共抗俄的觀念，因而利用晚上教導任務隊讀書識字，聘請小學教師和部隊幹部擔任教官。大概是一禮拜上課一、二次，當時是選擇農閒的季節，將任務隊集合起來，教導他們識字。除部定之小學教材外，還灌輸一些反共抗俄及保密防諜的觀念。我在水頭擔任村指導員時，上課時間一到，我就把任務隊、婦女隊隊員集合，然後親自帶到學校，交給負責教學的校長、老師，我則坐在教室後排，督導他們學習。那時很多婦女為免除出操訓練，參加的學員特別多。」

任務隊的勤務最煩的一項要算是環境衛生的打掃，村指導員和民眾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根據張奇才先生回憶說：「早期軍隊借住在民房，『軍民一家』的情形很普遍，但憑良心說，民眾的衛生習慣很不好，不但家禽養在家裡，甚至豬牛羊都養在家裡。為了維持戰力，上級很重視環境衛生，『村指導員』是命令的執行人，他每天都要檢查環境衛生，但民防隊員各為自己家庭的生計在打拚，何況扣除訓練、演習、集合及公差之外，那還有多餘的時間去整理環境，因此環境髒亂似乎是必然的，所以『村指導員』走到那裡就罵到那裡，他罵到那裡任務(民防)隊員才跟著做到那裡。他和民眾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也成為民眾抱怨的對象。並非百姓不罵不做，而是時間太少了，那時候民眾根本沒有衛生的知識，他們直覺填飽家人的肚皮遠比環境的衛生重要多了。後來，『村指導員』將全村的區域平均分發給每一位隊員一塊責任區，隊員沒有空時，由家人來負責打掃，制度的改變，也使得工作得以順利推展。」

就村指導員的素質來說，張奇才先生說：「這些『村指導員』有的很不錯，有的則大字不識一字，是標準的老粗。」曾在民國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擔任軍事科長的徐榮祥先生回憶說：「那時候指導員也沒有制度化，就待遇來說是有一定的標準；就資格來說，符合任用資格者就送銓敘部銓敘，不符合任用資格條件的由縣政府審查，經過審查，按照一定等級發給他們薪資。現在公務人員，如果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是不可能幹的，但是那個時候要你幹，你就得幹；不讓你幹，就是有資格也不能幹。老實說，當時人事制度很不很健全，但工作還是不受影響。」

村指導員取代了保甲長，但也減輕保甲長的責任，上級的一些攤派也由他來承受，上級的命令也由他來執行，他也成為百姓抱怨的眾矢之的。張奇才先生回憶說：「民國三十八年大部隊剛到金門，因為運補不及，於是向民眾攤派糧草，徵集建材，那時都直接找保長、甲長及街長，這些基層幹部遂成為抱怨的對象，因此造成這些人心理沈重的負擔，許多人因此棄職潛逃，行政事務嚴重停滯。現在改由『村指導員』承受，民眾的怨氣因而轉移，這些『村指導員』執行命令絕不手軟，不講情面，命令下達必定奉行到底，有些『村指導員』更因品德和操守問題，更造成百姓抱怨的眾矢之的，很多民眾因此私下稱「指導員」為『死不完』(閩南語取其諧音相近)。」「『村指導員』因個人的特質以及執行命令的態度，村民的反應極為不同，有的反應很好，有的則反應不佳。不過他長期住在村裡，相處久了也培養出濃厚的感情，大家都能夠相互了解，所以村民也能夠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