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無罪，戰神使它們變成「有罪」。

請聽，指揮官在電話中下達的命令：「今晚八點鐘以前，你們要攻佔李莊，拿下二○四高地，瞰制桃花溪當面之敵，必要時得摧毀桃花溪北岸堤防，滯遲敵軍增援。

請再聽：「堅決打金門，渡海攻台灣。」

前一則是虛擬的口頭作戰命令，後一則是中共於民國三十八年進攻金門前的公開叫囂。然不管虛擬與真實，李莊、二○四高地、桃花溪和金門，都已背負了戰爭所賜予的「原罪」，且要被迫接受一次次的「懲罰」。她們之所以會得到戰神如此的「眷顧」，全因她們在戰神的眼裡，已變成了︽孫子兵法︾中「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的「兵家必爭之地」。否則，三十八年初冬，陳誠不會派兵增援金門，中共也不會先選擇金門下手。大膽島戰役之前，「我軍曾有放棄金門的計劃」，「正當決定撤守並準備實施時」，因「東京美軍當局的勸告」(等於是美國介入)，「仍然準備在金門作戰」(參自胡璉︽金門憶舊‧古寧頭╱大二膽︾)，後來，更因為美蘇的介入及國內政治因素，使金門同胞飽受了幾十年史無前例的苦難。

本書作者黃振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金門人，曾「從漫天烽火的歲月走過；從呼嘯而來、呼嘯而去的火炮空隙中逃過，從自家門口的鐵絲網縫間爬過，也從自己所敬懼的革命軍人之槍桿和吆喝聲中怕過」(︿前言﹀)，因此，面對所有的「戰地史蹟」，他無法用一個曾參與戰役的老兵的懷舊心情，去指點那些斷垣殘壁上的彈痕，更不可能用一個觀光客的欣悅心情，去品賞海邊「軌條砦」老當益壯，殘而不廢的雄姿。他只是想「趁著有些舊痕還在，趁著多少老人家的記憶尚未完全褪去之前：：：：：為將近半世紀來的金門，留下一些可資參考的史料。」(仝前)黃振良就是在這個使命的驅使下，跑遍金門全島，用三百三十多張照片，和十一章五十八節(內含一八二小節)，約十八萬字的篇幅，忠實地紀錄了這些可貴的「戰地史蹟」。然而，史蹟可以鑑照過去，警惕將來，作者真正的用心應在這裡。

金門同胞承受了四十三年的軍事管制的折磨；拋開戰火下的「犧牲享受」不談，即以平日生活作息上的種種軍事控管，如「人人納入組織，個個參加戰鬥」(民防自衛)；居民五戶聯防聯保；探親訪友留宿，先要申請，後要登記；往返台、金，固然要申辦入出境(後改「往返」)許可，即使來往於大小金門之間，也必須先經核准；捕魚、採蠔，須先請領「憑證」，再接受海防崗哨查驗，才能下海作業；游泳(陸上)、攝影、寫生、放風箏、養鴿、放羊、放鞭炮、聽收音機、夜間點燈、打手電筒、白天衣服顏色、房屋建築高度、漂浮物的擁有，以及郵件往來：：：等等，顯然都是三等國民的「享受」，但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大帽子下，他們不能說一個「不」字。而當台灣到處有人高舉著種種名目的「抗議牌」時，他們卻連書寫「抗議」二字的權利都沒有。有人甚至說要「金馬撤軍」(形同放棄並斷絕最後一點生活源流)，要「大陸豬滾回去」(金馬同胞，包括因戰爭而遷到台灣者，當然都在「大陸豬」之列)。這樣的恩將仇報，是「戰地兒女」應享的「待遇」嗎？

「戰地兒女」的美名令人肅然起敬，但誰又看到、聽到隱藏在那個美名之下的血淚和悽然的嘆息？別說一般的台灣民眾沒見過、聽過，即使是曾經三戍五守過金門的老兵，也因所站的位置和所處的環境不同，而出現截然不同的觀點，致使有「聽」有「見」而沒「到」。就以軍人借住民房來說，軍方借得理直氣壯，旁觀者也認為「應該」。但住民的生活起居的節奏全被打亂，尤其是婦女的生活起居，所受的干擾最大。奈何，他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不應該」，只能逆來順受，別無選擇。又如，軍方為了作戰需要，當時幸未發生「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開作甃城塼」(杜荀鶴詩)的事，但把各村中可用的舊木料，大塊石、門板、破船，以及從無人住的破屋中拆得的木石材料，徵去修築掩體，或拉夫牽馬去搬運建材，或在牆上開個機槍「射口」，或在院子一角挖個伏地堡等等，也屬「應該」，而百姓卻有更多不能吭聲的「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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