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成果其實得來不易，若非真心誠意，在那樣艱困的環境下，那還能顧及民眾的感受，爭取到百姓的向心力。他的愛民措施不勝枚舉，至今仍受人津津樂道的作為還有舉手搭軍車、借車娶親、集團結婚、結婚茶會等等，有的是一時的措施，有的則成為長期的政策，照顧到金門的百姓，例如高粱換米、地瓜換米、無息貸款養豬、建校興學及造林等。其中：

有人強調高粱換米的政策，例如鄭慶利先生回憶說：「為富裕農村，他鼓勵百姓種植高粱。那時金門土地大都是旱田，根本無法種水稻，農民每年都只能種地瓜、花生，所以也只能吃地瓜、花生，遇年歲不好，生活更陷於困境。他覺得金門的土地沒有好好利用，實在太可惜了，於是他想出旱田也可以種水稻的辦法，沒有水田如何種水稻？原來是旱田種高粱，再用高粱換大米，為鼓勵百姓種高粱，官方以一斤高粱換一斤糙米，如果收成一百擔的高粱，就有一百擔糙米。吃不完的還可以賣到市場，如此富裕了農村，改善了農民的生活。」

有人強調他的地瓜換米政策，當時在金門當兵的楊世瑛先生回憶說：「以前金門因缺乏水源，除極少數村莊產米外，絕大部地區都只能生產地瓜、大麥、小麥等雜糧。金門人除了少數較富有的人家和住在金城的商人可以吃到米外，早期金門百姓的主食就是地瓜和一些麥類煮成的麥糊等雜糧，甚至沒有吃過米。胡璉認為部隊和百姓是一體的，應該讓百姓與部隊吃一樣的食物才行。於是下令，軍方的米和百姓的地瓜換著吃。但是當時國防部規定每位軍人每天的主食好像才二十五兩糙米，結果還造成部隊的米糧不夠吃。記得那時我代理步兵排長駐地在浦邊，每天五點起床、早點名後吃過稀飯，就帶著全連弟兄走一段好長的路到工地，做到很晚才回到駐地。由於工作量很大，所以每位弟兄的食量也大，最後迫不得已而動用到戰備米。當時我們連長姓李，他在一次團部會議上，向團長坦誠自己可能會坐牢，團長追問原因，連長即向團長報告：『上級有令不得隨意動用戰備米，部隊做工米本不夠吃，加上司令官規定要和百姓換地瓜，所以米糧更不夠吃，逼不得已動用到戰備米。』同時強調這是普遍的現象，一般的步兵連的米都有不夠吃的情形；團長當場點名詢問，結果發現只有衛生連還夠吃外，其餘各連均已動用到戰備米。最後團長還自嘲的說：『李連長呀！你們連長都去坐牢了，我看團長和幾位營長都要陪同著你們去坐牢喔！』

有人強調養豬富裕農村，符文敏先生回憶說：「胡璉為了富裕農村，他鼓勵百姓養豬，那時金門人很貧困，沒有錢買豬仔，他無息貸款給農民，等豬隻養大後賣錢後再還，如豬仔病死，只要砍下豬腳繳回，亦可免還借款。」

胡璉在︽金門憶舊︾有一段平實的陳述：「軍隊雲集，駐地必須整潔，軍民共居一處，軍人的整潔要求，首先遭殃的便是豬舍。民國三十九年到四十二年，金門軍民的肉食，全靠台灣供應，一如其他物品，必須由物資供應社辦理。軍隊除了公給的數目之外也得在物資供應社採，每月至少兩千頭豬隻。」「民國四十三年春，福建省政府改組成立。委員就職於金門，行政院派政務委員董文琦先生蒞臨監誓。董於參觀莒光樓、中央公路、武夷水壩等建設之後，正色告筆者(胡璉)曰：『建設應與民生需要一致，始可謂之民生主義之實行。』我曾熟思其語，因而多所省察，乃決定訪問鄉民以助其改良生活之道。漸次獲得結論，『養豬成效快，獲利速』。問題在乎獲得貸款，引進豬苗，並能有建築豬舍之材料，當即貸款一百五十萬元，空運苗豬，且由公家給材料，搭蓋豬舍。為了減輕民眾負擔，約定接收苗豬三月內死亡者，由公家負擔，三月之後則由私人負責。一年以後，金門豬隻日多。筆者二次回防時，豬隻之多超過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