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浯江書院與朱子祠附近，有一座紅磚外觀的基督教會堂，樓雖僅一層，但立於高地，正面西式山頭上的十字架更顯高聳。幾十年來，每個禮拜天早上，這裡總是充滿福音與喜樂。

基督教早於西元七世紀的唐代，已透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當時的人們把它稱為「景教」。絲路，也是中古時代以前中國與域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然唐末以後，陸上的絲路的重要性下降，南方「海上絲路」地位提高，泉州與廣州成了世界級的大港。在元代全盛時期，福建的泉州港，聚居著不下十萬人的外國僑民，西方基督教伴隨泉州與海外交通的繁榮得到傳播，信教人數迅速增多，與當時首都(元大都，今北京的一部份)成為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兩大教區。泉州港，盛開著美麗鮮紅的刺桐花，因此被外國人稱為「刺桐港」。

明清之際福建的天主教傳播，較其他地方廣泛。由於福建沿海商民與西方殖民者、傳教士們的長期接觸，他們對西方的了解要比內地的教民們更深一步。當時福建的許多教民不僅在國內接受佈道，還直接到澳門、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參加教會的各種活動。十七世紀下半葉，中國天主教史就出現了第一位華籍的主教，即是出生於福建福寧府福安縣的羅文藻(1617-1691年)。他往來與福建、內地與南洋，在傳教事業上功勳卓著。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開始以通商口岸為據點自由傳教。首先進入廈門傳教的是美國歸正教牧師雅裨里博士(Dr. David Abeel)與英國的文惠廉博士(Dr. William J. Boone)，進而有基督教英國倫敦會的施約翰與養為霖兩位牧師也來到廈門，租屋開設禮拜堂，創辦女學校，開教會在華辦學之先聲。當時金門歸為廈門教區所轄。

清末五口通商後，西方傳教士來到廈門與金門，惟初期與舊俗未合，信眾不多。光緒廿二年(1896年)，英國倫敦教會分別在島東之沙美、西園鹽場二處，設立會場。翌年，又於後浦南門設立會所，奉教者共約百餘人；同年，基督教長老教會邵德貞來金傳道，在後浦北門及烈嶼設立會所。根據︽金門縣志︾的記載及許維民先生的研究：1900年，中華基督教會成立，併納倫敦會與長老會，首任會長黃和成購地建教堂於今北門里中興路址，後因信眾增加， 1921年教會決定籌款重建教堂，終於在1923年四月，在歐陽候會長的主事下，購買清代舊縣丞署原址的部份土地，興建會所並附設培德小學及幼稚園(左側洋樓)，費銀四千餘，至1924年十二月落成，這就是今日後浦城區的基督教會堂。

後浦基督教會堂座落於原清代舊縣丞署址，地勢居高臨下，頗具氣勢。不過，教會顯然採取了親近人群的建築方法，以較為低矮的一層「番仔厝」(相對於二樓化的番仔樓)作為傳道講經的會所，左右側增建的護龍才築成二層的洋樓，改造了這塊基地上原有的衙門意象。番仔厝，是洋樓建築的一種，是在一層傳統合院的正面上加上西洋裝飾的山頭(pediment)與窗楣裝飾，融合了南洋殖民建築外觀意象與傳統空間格局的組合。這座基督教堂，屋頂採四坡導水，明間上方有簡潔的巴洛克式幾何曲線山頭，上書著「基督教會堂1924」的落款，中置十字架；次間上屋簷收以花瓶欄杆女兒牆，簡單大方。壁體的紅磚順丁砌，顏色飽滿，引人入勝。內部空間有四根主柱於其中，後方設有講壇，兩旁窗戶透進光線，寬敞明亮。

教堂門口圍牆上的聯對，常吸引了我駐足沉思，其中「書分新舊千秋鑑，道統中西一脈傳」，指出了傳統與現代、外來與本土的接軌。城市與建築的發展何嘗不是如此？『除舊佈新』，是漢文化中被誤用的觀念之一，特別是不利於歷史的保存。尤其是改朝換代之際，前朝所遺留的空間總遭除之而後快，中國歷史上僅有兩個朝代更替時沒有拆除前人的宮殿(唐取代隋，沿用大興為長安城；清取代明，沿用紫禁城)。上層如此，遑論民間。現代民主社會，歷史保存的大敵，倒還不是政治，而是資本主義的體制：：：空間的商品化。在我們的建築環境裡，多只強調「量」的擴大(因為樓地板的增加可以量化成實際的價格)，而不是「質」的追求。昔日，工匠傾畢生之力、悉心施作的年代已逝；取而代之的是低價搶標、草率施工的案例。其實，當前台灣景氣不佳、經濟衰退的情境，可以提供我們反思的機會。如果我們少一點物質的貪婪，多一點簡樸生活，做任何事謹守分際、認真確實，堅守工作倫理，釐清生命真正追求的方向，或許，社會的進步及個人的喜樂才會真正來臨。走過教堂外溢出的音樂聲，我誠摯許下對這片土地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