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傳統建築悄然披上的外衣是南洋異國情調的驚豔。俏皮的天使佇立在簷角上，欄杆的綠釉瓶柱閃爍著寶石般的誘惑光芒，團束的玫瑰早已環飾在簷板四面，色彩炫麗的瓷板貼在每個視覺上的交集點，窗戶的千奇百變，不管是接近洛可可式、哥德式或巴洛可式的藝術典型，只說明是因外在的影響，這些引證的是金門僑匯時期的歷史建築。

從細微的綴飾中，可發現有西洋鐘、懷錶、眼鏡袋、西洋犬、貓頭鷹、美國禿鷹、泰國大象、罌粟花、外國錢幣等等美不勝收的圖樣。門面上的番仔字是屋主的洋名(中文音或閩南語直譯名)，不同造型的人偶塑像，無論是彬彬有禮的西洋紳士、端莊淑麗的貴夫人，還是樸實的外籍女傭和黝黑壯碩的門衙，隱約有著熟悉的華人面孔。這些洋玩意兒，都是當初最時鮮的物品，像是舶來品店的陳列架，讓人好奇的在建築物前留連觀賞；甚至在保守又前瞻的年代，工匠刻意的為赤裸無邪的西洋小天使穿上中國小衣飾。

早期東南亞各地的開發與華人有密切的關係。當時荷蘭人佔領印尼，西班牙佔領菲律賓，都是利用刻苦耐勞的華人來開闢荒野，從事種植經濟性的作物。先民天性勤儉，一旦有所積蓄，便轉經營小型經濟買賣，稍至康富又屢遭當地殖民政府及土著排擠，備受掠奪財產性命的威脅。一七四○年印尼東印度公司藉口搜查華人住地有無私存軍火，趁機搶奪華人財產，並妄加殺害，華人慘死者達一萬人，最荒誕的是滿清政府竟漠視此事，當則批下：「天朝棄民，不惜祖宗盧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雖至晚清，南洋各地僑民已達百餘萬人，福建的漳、泉兩地，出洋人口仍佔七分之五；因以謀生致富者不算少數，在奔相走告的誘因影響下，金門開始呈現較有規模的「落番」(赴南洋)人口。

殷富的僑民對家鄉的接濟，籌賑籌防多捐巨款，領封銜翎頂來光宗耀祖，鄉諺：「有官名，無官位」講的便是當時捐官的俗尚。

但能榮歸故里，建造華屋者卻有所顧忌。清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薛福成便奏請清廷保僑，也闡明當時出洋僑民的困境：「凡挾資歸國之人，有謂其偷運軍火接濟海盜者，有謂其販賣豬仔(華人的苦力)，要結洋匪者，有強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毀其屋宇，不許其建造者，有偽造積年契券，藉所逋欠者，海外霽民，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是不欲回國。」清廷據奏，頗受感動，乃諭：「外洋僑民聽其歸里，嚴禁族鄰訛索、胥吏侵擾。」

但真正使僑民有保障的行動，卻是來自中華民國的建立。國父的反清革命深受華僑的支援，同時也由海外力量的推動，使得殖民政府不再留難出入境管制。時值東南亞橡膠種植事業獲利最多的時刻，採礦、木材等各行各業急需人工，大批華人湧向東南亞各就業市場。在購張船票即可走人的情形下，鄉諺：「走船無等父」就是當時歸僑坐船返鄉時，而另一批村民啟程踏上「落番」的歷史寫照。

憑靠著堅忍勤儉的毅力，他們把節省下的財富，匯寄回來建設桑梓，整建房舍祠堂，發展交通，興辦學校，從而支援政府各項政策性的參議。民國元年四月，劃同安屬的廈門、金門及附近各島為思明縣(引用一九三五年福建省政府秘書統計室編「福建歷年對外貿易統計附錄」資料)，經僑商黃安基、陳芳歲及地方仕紳林乃斌等先後呈請改設縣治以裨治理，民國元年金門獨立設縣治便是一例。

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八年時，金門當地的人口銳減百分之四十，顯然跟福建沿海地區盜賊起，民不聊生，轉向南洋謀生有關。唐山是他們口頭上的故鄉，搖籃血跡的是心裡難以忘懷的出生地。

金門因僑鄉之故，由僑匯支撐下的建築體，不但直接仿造僑居地的作法，間由一水之隔的廈門自五口通商後，洋樓的興建有樣可循(金門當地稱單層者為番仔厝，加蓋樓層者為番仔樓)，除直接提供水路運來的各式建材外，在技術移轉上還有最佳的工匠。早期在土地產權持份無法享有完整的自主權，僅能在傳統建築旁加建洋樓，使整個村落的組合產生稍小的變化；陸續由一九二○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間，僑民除了匯寄款項接濟生活外，覓地自建的機會加大，以供歸僑與親友團聚居住使用，同時也是經營有成富裕生活的表徵，是洋樓興建的高峰期。

洋樓建築風格固然深受僑居地殖民政府的影響，營造形式呈現不同的異國風情。菲律賓受西班牙統治三百年，美西戰爭後歸美國管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夙稱英屬南洋，受英國的殖民教化最深；印尼為印度尼西亞的簡稱，曾受荷蘭佔領三百多年，稱荷屬東印度，一九四五年始宣告獨立。但歸鄉重建的建築，已不再賦有殖民政治意義的色彩，反而增添一種混合式僑匯時代背景的獨立建築體，所反射的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全然的溶入在古樸或繁縟的閩南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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