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言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所謂清談誤國之說。知識份子譏評時政，在當權者看來往往是亂源產生的主因，一般平民百姓理應逆來順受，不該對統治者妄恣非議。從封建的統治角度出發當然是無可厚非，從民主施政立場觀之又是另一番詮釋。以往沒有任何有力的報章雜誌或廣電網路等媒體助威，僅憑口耳相傳就已令當政者寢食難安。今日電視作為一種強勢的媒體，其滲透力自不待言。現今數以百計的頻道之中，每日有為數甚眾的政論或時論點評節目及許多民代、學者、專家、新聞工作者從各自觀點或黨派利益出發，逞能竭智、針鋒相對。姑不論立場如何、所言對錯，僅就其偏私狡黠、倨傲無禮的行為，無可諱言已經深深的影響著社會。作為執政者(包含所有處於上位者)，當然喜逢迎之言，對於任何質疑、批判通常都心存抵觸，對於媒體反對的聲音，甚至視之以動機、陰謀之說。

以往魏晉之時，由於權術政治所逼，致使士大夫不敢以社稷安危為己任，只能清談家國世事，逍遙自保，另外士族門第也一定程度引發了傳統的君臣倫理危機。觀今日各類時事評論、全民開講比之往昔清談者流，自是不遑多讓；政黨惡鬥、攻訐較之門第士族之爭猶有勝之！但是，能否就將國家與社會之亂象歸因於此？顯然不可。孔子曾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但如果將天下之無道歸咎於庶人之議，那就是倒果為因了。

一個國家的亂象或是行政體系的官僚苟且、消極怠惰，往往是上行下效、層層相因的領導與管理不彰所造成的。今天大自國家的統獨路線、正名、公投、教改主張，小至企業經營、組織管理、人事任用等之所以引發衝突、激辯、流短蜚長等無謂的虛耗，正可能是『治理無道、任事無方』所致。荀子認為之所以有是非爭論，一定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事。他說：『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勢，導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執惡用矣哉』。簡單說，領導者需用光明手段、正當行為，走正道以凝結共識，而不只是不問是非的加入、討好。荀子還接著說：『今聖王沒，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此聖王非指帝王，而是如荀子解蔽篇所言：『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法極矣』。今日倫常不興、制度紊亂，說是亂源應不為過。就以最典型的軍、公、教體系而言，表面上看來應該是最講究制度、倫理，最強調排輩論資的地方，但是相較民間，卻又顯得效率低落兼以經常存在眾口悠悠之謫，實有其未盡倫盡制之處。賅言之，盡倫不是倚老賣老或看誰資深，而是講究實力與專業；盡制也不是靠關係拉幫結派、走後門或凡事都托辭制度規定如何之不合理。倫理不是為了壓抑能者，制度也不是為了文過飾非，奉公守法也不等於無所作為或逆來順受！

當然，『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等同於『若庶人不議，則天下就有道』之邏輯。庶人皆不議有可能表示百姓對政府施政整體滿意、下位者對上位者的領導管理心悅誠服，但沈默不發議論卻也有可能表示百姓對政府施政已然漠不關心或心灰意冷至極，再有可能就是位居領導管理階層的人氣小量狹，不能兼聽，甚至篤信一言堂式的言論鉗制使然。唐代太宗由於能納諫諍之臣，因之有貞觀盛世，歷代帝王也多有寵倖奸佞、鄙視忠賢之輩而最終成為亡國之君者，其理一也。有道是：國有道則側身於朝、國無道則鳴之於野。如若庶人皆議之，就可能存在有未盡倫盡制之處值得檢討。執政貴在體察民瘼，深入村野聽取平民議論，倘議而有理則能析而取之，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大則可起針砭時政、興利除弊之功，小則可收修身惕勵、激濁揚清之效。任何一個有反省力且亟思有所作為的個人、組織或政府，這點道理是應該要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