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璉，原名從祿，又名俊儒，字伯玉，陝西華縣人，民國前五年夏曆十月十一日出生。早歲投身軍旅，奮志革命，民國十五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上尉連長，曾參加北伐戰役。二十一年，因膽量過人，擅於統御，被擢升為營長。廿二年，升任十八軍(軍長陳誠)特務團團長，八月升任第十一師第六十六團團長，曾任江西剿共。

二十四年五月，國民政府任為陸軍步兵中校。後晉升上校。二十六年八月，淞滬之役爆發，時駐紮彬縣，率部馳援，攻克羅店；十月升任第六十七師步兵第一一九旅旅長。其後升任第十一師副師長。三十年三月，升任第七十軍第九預備師師長。三十一年，調任陸軍第十一師師長，與第十八師(師長羅廣文)、第一九九師(師長宋瑞珂)皆隸屬於第十八軍(軍長方天)。

三十二年五月，擊敗日軍于西石牌，獲得大捷；十月，獲青天白日勳章；調升第十八軍副軍長；旋調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參謀。三十三年八月，升任第十八軍第七任軍長(前任軍長依次為陳誠、羅卓英、黃維、彭善、方天、羅廣文)，其時年僅三十七歲。三十四年，與日軍戰於湘西；六月，晉任少將；八月，日本投降；十月，獲忠勤勳章及四等寶鼎勳章。三十五年八月，部隊改稱整編第十一師，仍任師長；十月，擊敗共軍劉伯承于鉅野。

三十六年七月，擊敗共軍陳毅部於南麻；九月，擊敗共軍于曹縣，獲三等雲麾勳章；秋，升任整編第十八軍軍長。三十七年秋，整編第十八軍擴編為第十二兵團，任副司令官(兵團司令官黃維)；九月，晉任陸軍中將；十月，丁父憂，養病於滬濱；徐蚌會戰爆發，第十二兵團自平漢路東開馳援徐州，於途中被共軍圍困於雙堆集；十二月，乘飛機抵達被圍之地，軍心為之一振，後奉命突圍，於登上戰車突圍時，背部中彈負傷，以機智勇決，幸獲脫險，十八軍騎兵團適時前來接應，護送就醫。

三十八年二月，任第二編練司令部司令官，五月，恢復第十二兵團番號，仍任司令官，率部平定閩西及粵東叛軍；九月，集結潮汕，再度整編，十月，所部第六十七軍(軍長劉廉一)援舟山，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於途中改赴金門，二十五日，共軍犯金門，第十二兵團與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併力擊敗共軍，造成古寧頭大捷；戰後任金門防衛司令官；十一月，第六十七軍與第八十七軍(軍長朱致一)第二二一師(師長吳淵明)併力擊敗進犯登步島之共軍。十二月，兼任福建省政府委員及省主席。後又兼任福建游擊總指揮。四十年底，改兼福建反共救國軍總指揮。

四十一年十月，所部突擊南日島，因功加陸軍上將銜；同月，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四十二年七月，所部突擊東山島。四十三年六月，任陸軍第一軍團司令，奉調回台，金門防衛司令官由劉玉章繼任，福建省主席由戴仲玉繼任。四十六年七月，復任金門防衛司令官，並兼任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月，晉升陸軍二級上將；十月，連任第八屆中央委員。四十七年八月，「八二三」之役爆發，力挫共軍進犯企圖，後調升陸軍副總司令官。

五十二年十一月，連任第九屆中央委員。五十三年十一月，任駐越南大使。五十八年四月，連任第十屆中央委員。六十一年十一月，患病留醫免駐越南大使，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同月，晉升陸軍一級上將。六十三年秋，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專攻宋史以及中國現代史。其著作已問世者有︽泛述古寧頭之戰︾、︽金門憶舊︾、︽越南見聞︾(伯公逝世後由中央日報易名︽出使越南記︾，連載後刊印單行本。)六十五年十一月，連任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六十六年六月廿二日，病逝臺北，惡耗傳出，朝野震悼。家屬遵奉遺囑，火化忠骸，安葬於金門水頭灣外之海底；九月，總統明令褒揚。

胡璉一生行誼有四忠流傳後世，這些事蹟在國共兩方的有關著作都有記載，例如：中共「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沈衛平所寫︽8．23炮擊金門︾書中即寫道：「民國三十七年，第十二兵團被困雙堆集，形勢危殆。伯公毅然搭乘小飛機降於陣地，誓與兵團共存亡，此可謂『忠不避險』。

翌年一月，胡璉療傷於上海，接華中剿總最高長官白崇禧函，請其出任他之兵團司令。伯公不理不覆。蓋以黃埔子弟，豈能投靠桂系！此可謂『忠不事二』。

撤退前夕，接到降共將領(吳奇偉)來電，力勸胡璉向共軍投降。伯公當下即覆電：「蒼髯老賊，皓首匹夫，降匪媚仇，廉恥何在？」此可謂『忠不易節』。

民國六十六年，胡璉病逝，生前遺言：『予尸化灰，海葬大小金門間，魂依莒光樓。』如今，戰地軍民只要來到伯玉亭，便可真切感受到伯公的忠魂仍在冥冥中對眾人施以諄諄的教化，此可謂『忠以死鑒』。

伯公在金門遺澤深厚，金門各界悼念之餘，積極計畫為他建立紀念館和銅像，呈報後，在蔣經國院長的指示下，莒光湖畔設有「伯玉亭」，中央公路改名「伯玉路」，太武山舊司令官辦公處設「胡伯玉紀念館」，山腳小徑伯玉路頭設立伯公銅像。

胡將軍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他在金門的戰場經營、政治設施、經濟建設、交通開闢、文教振興，可說是深謀遠慮、影響深遠，他是一位練兵，帶兵、用兵的全才，戰功赫赫，然因與老長官陳誠副總統關係太密切，又無意投靠他人，在軍中只幹到陸軍副總司令。但日後破格晉升陸軍一級上將，足見當局對他的重視與殊遇。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至民國四十三年六月，民國四十六年七月至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胡伯公兩度以「金防部司令官」統領金門黨、政、軍務，把金門建成反攻大陸的前進基地。他曾計畫以二十萬大軍攻下四面接山的漳、泉盆地，鞏固年餘，再一舉出擊拿下整個福建，威脅贛、浙，完成二次北伐中原的雄圖。他在金門為了提升士氣，安葬了陣亡將士，建造了英雄館式的莒光樓，豎立起無名英雄像，以「毋忘在莒」的訓示為中心，把金門同時也塑造成一座精神堡壘。

但胡伯玉的高明處，不僅如此，他能武能文，所寫文章一如其人，有一股雄奇之氣。我們讀其書，如︽金門憶舊︾，可知他一生忠於國家，忠於主義，忠於領袖，忠於職責，敬事長官，愛護部屬，善待朋友。志行高潔，氣魄雄渾，規模宏遠，學識淵博。

名詩人謝輝煌寫︽團長的血，司令官的淚│留金歲月瑣憶︾)刊於浯江副刊九十一年十月卅一日)，說他重讀胡將軍︽悼李光前團長︾，「讀到『回首前塵，都成煙霧，人非木石，殊難免嗚咽悲哽臨風飲泣也。』頓覺眼前一片血淚。」可見伯公此文感人之深。附錄於後，藉此向胡伯玉將軍表示無上崇敬。

悼李光前團長

金門戰役中，我十四師四十二團團長李光前，也和我們許多成仁取義的官兵一樣；為黨國盡了大節！凡是識與不識的人，都非常惋惜，匪焰方張，良將遽喪，予身為主帥，哀情尤甚！

民國三十一年秋涼九月，我軍戍守宜昌三斗坪，予任十一師師長，一日薄暮，兩個英俊少年，攜介紹書謁予，得悉原在空軍警衛團任連長，由昆明來鄂投效，一為金少石，一即李光前，當詢以何故捨繁華就艱苦，答謂：「少年久逸不祥，願得一嚴整而富正氣的革命軍隊，冀能上進，免染時習，刻苦耐勞，衝鋒陷陣，乃男兒事業，固樂為之」。予聆其言，深感季世猶有賢哲，令石去三十三團任七連連長，留李任師部上尉參謀，此李光前來歸我軍之始，動機的純潔，胸懷的磊落，在予的腦海中留下深刻記憶。

血性男兒，坦直丈夫，在人類生活中，確實是無價瑰寶，任何人都會對他發生愛護和崇敬，李光前便是這一型人物，八年冗長歲月，他的職務雖多更變，可是無論上官同僚部曲對他的評論，異口同聲都是稱讚，因此在軍隊中就起了模範作用，上進的人有了準繩，差池的人有了警惕，這種道德向心力和道義裁判力的形成，使我軍永遠保持著一股正氣和朝氣，現在李光前戰死沙場，固然他的精神仍將照耀我將校們的心靈，但是模範主流的喪失，使人不能不有哲人日已遠之感念！

在予治軍的經驗中，總覺得青年將校的威嚴太甚，溫情太少，使部曲每受軍營冰冷生活之痛，屢經告誡，收效極微，常以為憾，三十六年七月南麻大戰之後，李光前和予不期而遇於傷患醫院，其時他任營長，予目睹彼對其傷患官兵溫慰備至，而態度的熱誠親切，尤為難能可貴，予念青年將校而能如此，異日必為名將，予固欣幸予部曲中能有名將之產生！今者李團長殺身殉國，天吝名將，不令長留人間，予至悲愴，然予又知其部曲之悲愴過予十百倍也！

徐蚌之敗，我將校陷匪者眾，四月之後李光前脫險歸來，沉默寡言，不怨不尤，其知恥圖雪之情，與劉次傑、段昌義相同，予固知其內心之痛苦與積恚！將放於疆場相見之時，擢為團長，所以順使其勢，初不料其勇難勒，竟至身殉也！壯士臨陣，以死博勝，成仁成功，都在意中，戰死馬前本不足介，然一念及英勇之成綽約之材與氣吞四海之志，終不能見大漢旌旗重返故都，予實不能自己而悽然淚落！

國民革命的事業，乃一偉大莊嚴的神聖事業，其成就的基礎，本是建築在碧血丹忱之上，沒有奮身捨命的志士，就難有輝耀燦爛的成績，參加國民革命工作的人們，原也是以死難為歸宿，以犧牲為志事，因此予對李光前團長的壯烈成仁，在公誼固然認為求仁得仁應無憾。然在私情則八年袍澤，情同骨肉，魂歸地府，相見無日，回首前塵，都成煙霧，人非木石，殊難免嗚咽悲哽臨風飲泣也！

今當李光前團長死國二週月之後，除為文如上外，謹以虔誠默禱之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仁至，所以義盡，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悼李光前團長︾一文作於民國三十八年，文末引述文天祥之衣帶贊：「孔曰成仁，：：：庶幾無愧。」三年後，伯公為陣亡、公亡將士築墓，墓成，胡將軍深思以為「士氣是軍隊存亡的關鍵」，於是又修建「無愧亭」，亭中即以石碑鐫刻文天祥之衣帶贊，及國父遺著「軍人精神教育」中之一段文字。設亭地點及命亭意義，實甚深遠，除表明已故將士之哀榮，對屯戍官兵及往來行人，亦有精神啟示。(本文作者為金門高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