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習稱的「牛」，主要指牛屬和水牛屬。前者的角較圓，無橫紋；後者的角較寬，有橫紋。單單從角型，輕易就可以區分。
一九九七年二月，我在《科學月刊》發表〈野牛滄桑〉，當時附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商、西周青銅器的牛角或牛首裝飾，牛尊等肖生器物，石牛或玉牛等玩物（以下簡稱牛型器物），從牛角的形態觀察，無不取象於水牛屬，沒有一件例外！
我意識到，這一附帶發現，在生物史和農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寫作〈野牛滄桑〉時輾轉獲悉，殷墟曾出大量哺乳動物遺存，其中有一種已滅絕的水牛──聖水牛。古人「鑄鼎象物」，商、西周的牛型器物是否取象這種水牛？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到那兩篇前輩學者的論文。楊鍾健、劉東生的〈安陽殷墟哺乳動物群補遺〉（1949）在台大圖書館找到了；德日進、楊鍾健的〈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1936）久覓不獲，直到一九九七年夏，才從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得到一份複印本。
看完這篇經典論文的聖水牛條，不禁拍案歡呼。是的，商、西周的牛型器物的確取象聖水牛！根據德、楊二氏論文，殷墟哺乳動物遺存的水牛屬只有一種，即聖水牛。殷墟出土的哺乳動物遺存，可以反映殷商時期安陽一帶的家畜及野生動物的種類和數量。既然遺存中水牛屬只有聖水牛一種，那麼牛型器物取象這種已滅絕的水牛豈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殷墟哺乳類遺存中出土的聖水牛甚多，有不少頭骨保存完整。對照商、西周牛形器物，兩者一一吻合。這是古文物記錄古生物形態的特殊案例，極其稀有罕見。商、西周牛形器物無不取象聖水牛，是否意味著這種已滅絕的水牛，就是商、西周的畜牛？
甲骨文卜辭證實了上述推論。卜辭常有狩獵、祭祀的記載。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輯有卜辭一一六九條，分為卜祭、田獵、征伐、風雨等九項，其中卜祭最多，佔五三八條；田獵次之，佔一八六條。筆者遍查屬於田獵的一八六條，沒發現一個「牛」字，說明當時牛不是一種野生動物。另一方面，筆者曾查閱屬於卜祭的五三八條，具有「牛」字的佔六十九條。牛之常見易得，證明「牛」是一種家畜，不是野生動物。
根據這些觀察，筆者撰成論文〈殷商畜牛考〉及〈甲骨文牛字解〉，判定殷商的畜牛為聖水牛；甲骨文的「牛」字，特指聖水牛。換句話說，在殷商時代，「牛」字是一專稱，而非泛稱。
商、西周以聖水牛為畜牛，是否意味著當時黃河流域較現今溫暖？答案是肯定的。據學者研究，當時黃河中下游河道縱橫，低窪地區森林沼澤密布，動物相與現今長江流域類似。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有貘、象、犀、麋鹿等熱帶或亞熱帶動物，商、周青銅器也有象、犀等肖生器物。
根據楊鍾健、劉東生的論文，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超過一千隻的只有三種：聖水牛、腫面豬和麋鹿（四不像鹿）。這三種動物都適合生活在沼澤地帶，足以說明殷商時安陽一帶的自然環境。
根據大陸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元前一○四六年武王伐紂，這時氣候仍然溫暖。然而，到了西周後半期，氣溫下降，出現歷史上第一個小冰河期。史家認為，西周亡國可能和氣候變遷有關。這個小冰河期雖然為期不長，對於生活在黃河流域的熱帶或亞熱帶動物卻不可能不發生影響。
進入春秋，無論北方或南方，家牛逐漸取代聖水牛，到了戰國，可能已取代殆盡，甚至聖水牛可能已經滅絕。中國的家牛是由自家原牛馴化而成？還是源自域外？這一中國農業史上的重大問題值得探討。
談到這裡，讀者可能會問：中國人何時豢養家水牛？這個問題一時無法回答。春秋以後，當「牛」字逐漸變為泛稱，從文字文獻上已不易判斷其物種指涉。考古學家也不作興區分牛屬和水牛屬，大多用個「牛」字籠統帶過。因此，較為可靠的還是雕塑或繪畫。
家水牛原產東南亞，筆者曾查閱歷代繪畫──包括漢畫、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壁畫，在宋代以前，從未見過家水牛的圖像。這樣看來，家水牛傳入中國應該是很晚的事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