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期夢想當作家，開始嘗試爬格子投稿，當時籍籍無名，那一家報紙有副刊就往那裡寄，雖然大多數石沉大海，但對那些曾經有過的報紙都有印象。中央日報因是政府的機關報，發行量最多，其次是台灣新生報和中華日報，民營的祇有公論報一家，後來先後出現下午纔上市的大華、民族、自立等晚報，聽說對股票族了解行情很有幫助。
中央日報於1928年創刊於上海，發行人是何浩若，1949年社長馬星野帶領工作人員遷台，設址在忠孝西路一段。台灣新生報原是台灣總督府控制下的「台灣新報」，光復後由行政長官公署派李萬居接收而改名，它隸屬省政府後，經營有方，在中山堂後方蓋了新生報業大樓（後來的力霸大樓）。中華日報於1946年為梁寒操創立於台南市，後來總部搬到台北市的松江路，有南北兩版。公論報是李萬居於1947年自立門戶，設址在桂林路巷子的印刷廠。
大華晚報和民族晚報的崛起，同在1950年，前者的創辦人為耿修業（曾任職中央日報和中央通訊社），設址在酒泉街，後來搬到館前路；後者的創辦人為王惕吾，設址在昆明街（愛國戲院旁）。自立晚報的創立稍早（1947），創辦人為周莊伯。王和周都是來台後脫掉軍服的退伍上校，其辦報的精神多超乎黨派的色彩，公正敢言，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惹上一些麻煩。
家裡當初是訂閱中華日報，眷村的佈告欄張貼的是中央日報，每天搶先看的是副刊，其次是連載的武俠小說。當年的報紙很「乾淨」，頭版都是國家大事或國際事件，社會新聞僅允許刊登在第二版，都是很保守，渲染度低，學生寫週記時就圖個方便，照抄每週大事。記得報紙上廣告很多，除了商業廣告，還有婚喪啟事和政府法令。彼時便利商店還沒出現，雜貨店、公車票亭、車站就成為報紙的零售商，也有街頭叫賣兜售的流動小販，特別當天有號外新聞。
讀報和剪報一度成為我的生活習慣，有些雋永的文章值得一看再看，從中學習如何遣詞用字，以及文句的洗鍊，遇到不懂的新詞就查字典，充實自己的詞彙，也養成日後寫作，在同一段落決不重覆使用相同的詞彙。剛來台灣連注音符號都搞不清楚，就因為導師（一位師大畢業的女僑生）為班上訂了一份國語日報，令我小五和小六兩度代表學校參加台北市的中小學作文比賽，可惜她祇教了一年就返回香港。
讀小學五年級時每天追龍井天（魏龍驤，陸軍中校）的「玉山彩霞」，記得是用易懂的文言文寫的武俠小說，劇情風雲變幻，淋漓痛快。好多年後，心血來潮到中央圖書館影印了好幾天，想剪貼成集，可惜斷簡殘篇，難再一窺全豹。另一位我感到興趣的「大俠」是臥龍生（牛鶴亭），也是退伍軍人（因曾在孫立人的第四軍官訓練班班受訓而提前退伍，官階中尉），為了看他的「玉釵盟」，刮風下雨都會打著傘到佈告欄看中央日報，關心武林又發生何事？
以前中華日報開闢有「校園風光」的專欄，歡迎學生投稿學校新聞，從初中寫到高中，稿費每則5元，可憑單據前往代銷處領錢，算是一件小確幸。在服役時，中山室祇有青年戰士報可看，它創刊於1952年，當時是為了加強國軍部隊官兵的精神思想，編輯風格比較嚴肅，早期我主要是看羊令野主編的「詩隊伍」週刊，後來改版為青年日報已顯得活潑多。
許多知名的作家都曾經是各大報的主編或主筆，經常讀到他們的大作，例如孫如陵（中央日報）、王鼎鈞（中國時報）、林海音（聯合報）、林適存（中華日報）、彭歌（台灣新生報）、吳東權（青年戰士報）、鍾肇政（民眾日報）、柏楊（自立晚報）等。孫如陵著的「寫作與投稿」，王鼎鈞著的「人生試金石」，是許多國文老師推薦學生們閱讀的暢銷好書。
自從電腦排版、高速滾輪印刷、圖片套色等技術的革命，新聞報業進入嶄新的紀元，聯合報、中國時報（前為徵信新聞）與中央日報三足鼎立，副刊的水準隨著主辦文學獎和出版叢書成為文學作家的搖籃，作品被能夠刊登，不單是稿費高，而且也受到肯定。80年代，我在美國讀書時，聯合報系在北美發行世界日報，中央日報也有了海外版，我曾經在兩家報紙的副刊投稿，稿費是以美金支票支付，積存下來買玩具給小孩。
比較有獨特性的報紙有兩家，包括專門報導民生、體育、影藝新聞的民生報，於1978年在聯合報的旗下誕生，可惜在2006年無預警熄燈；星雲法師於2006年創辦在佛光山，以推動祥和社會、淨化人心為宗旨的人間福報，也對全球的僑界發行，深植人心。1987年台澎金馬解除戒嚴，次年報禁開放，百家爭鳴，一時增加不少新面孔，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也發行過晚報，不過缺少了副刊的調劑。
21世紀起，電子報和數位平台興起，廣告收入滑落，新聞報業迅速進入空前的「大蕭條」，有些倏然消失，例如令人錯愕，長達79年歷史的中央日報；亦有些轉型為航運版維持生存，堅持不退場的祇能慘澹經營。台北捷運公司曾經仿效歐美國家發行過Upaper，通勤族進站時可免費自取，釀造過早讀的景象，可惜在11年後無疾而終。
以前有所謂的職業作家，可靠稿酬生活，如今可供純文學投稿的副刊寥寥無幾。爾來新聞界的自律道德淪喪，腥羶的新聞屢見不鮮，不實的消息漫天飛揚，社會正在改變，很久不想再去買報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