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諸君，請領稿費」這八個字，在全世界的報紙中，恐只有五十年前的︽正氣中華報︾，用來做過通告性的標題，且是每月一次，標題左邊，就是「作者諸君」的大名，排成方形，加邊，非常醒目，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忝列為「作者諸君」中的一員。

提起「作者」這個榮銜，就我而論，當時真是「前所未聞」。至於「稿費」一詞，也是首次聽到，原因是：初中那位左手水煙筒，右手紙眉火的國文老師，只教過「這篇古文是某某做的」。然後抄在黑板上，教我們「全都錄」。然後，要求我們讀熟、背誦、默寫。他從未在報上發表過文章，也沒拿過稿費。學校裡僅有的一份省報，貼到閱報欄時，「日報」已變成了「週報」。什麼叫「正刊」、「副刊」、「主編」、「作者」？老師從未向我們提過。唯一交代過的，是在出了作文題後的「起承轉合」。所以，在投稿知識上，我是「文盲」。

當兵後，自傳上寫的是「投筆從戎」，其實是盲目的「膨風」。後來進了「贛粵閩邊區軍事政治學校」(代號「怒潮」)，才在︽怒潮校刊︾上初識「副刊」，讀到許多老師和學長們的「從軍文學」和生活小品，引起了我的「共鳴」。半年多後，便以「四言體」寫了一篇兩百多字的︿康樂富強﹀。拿給蕭邦治學長看(蕭氏湖南人，南昌中正大學肄業，後奉調金中任教)，他替我修正了一句，便鼓勵我投給校刊，果然登了出來，但我還不知道自己已榮登「作者」之林。由於校刊沒有稿酬，當然也就不知「稿費」為何物了。

學校遷到金門，隨即畢業分發部隊。所有的同學，來了一次新的組合。原來不同隊的，如今卻湊在一起了，在校時任別隊黨代表的楊榮昌老師，現在我們的營指導員，他就經常在︽正氣中華報︾撰寫政訓和政論方面的文章，六隊的張眾孚，因師部成立了一個臨時的政治工作隊而相識。他經常在︽正副︾發表小說和散文，不時講些寫文章的故事給我聽，三隊的雷凌雲，現在同連，有湖南才子味，雖不寫作，肚子裡卻有許多修辭的掌故，如「一字師」等。另有幾位同學，身邊有從大陸帶出來的「冰心」、「巴金」、「朱自清」、「福婁貝爾」和流行歌曲，開了我的「眼界」。那些人和書，不知不覺地在我的心田撒下了文藝的種籽，於是，煤油燈前，打野外的田溝裡，雙乳山的碉堡中，常有我讀寫的影子。稍為上了點路，便迫不及待的「要走出去」，卻是走不上報紙，雷凌雲曾說：「堅實的樹榦長得慢。」我就「但問投，不問登」了，可沒想到，不久後的某天，竟登出了百多字，真是喜得「發燒」了。次月初，報紙上「作者諸君，請領稿費」的名單中，印上了我的名字，立即就有同學「封」我為「作家」，也有同學給我加油打氣。

有稿費可領，當然要去領了，雖不知有多少，但已知道「作者」和「稿費」的定義。

那時，報社在金城一棟大房子裡，像古時的棧房。我到了報社門口，手裡捏著個木頭私章，徘徊了半天，不敢進去，最後，鼓足了勇氣，冒著汗，躡手躡腳，走到進門右邊一個像當舖的櫃台下，裡面的先生說：「是來領稿費的嗎？」我不好意思的擠出了一個「是」，他問了我的名字後，就翻看一本用十行紙裝訂的簿子。然後，接過我的私章，蓋好了，拿了一張一元的台幣，連同私章遞給我。那時，我真想連私章都不要，就溜之大吉。因為，一塊錢稿費，多丟人呀！

到大牌坊下吃了一碗蚵仔麵，還剩五毛。默默地回到后盤山，不敢吭聲。不過，心裡想著，我大概是成功了。

報上有新詩，我如法炮製，居然有投就中。離金前夕，懷著草民見皇帝的忐忑心情，去向主編孫煒先生辭行，他還誇我「詩比文好」。許是由於他的厚愛，「一元稿費」之後，月月有稿費領了。五塊、十塊、七塊、八塊不等，對買牙刷、牙粉、肥皂、墨水，不無小補。有一回，估計可領到二十塊，心想，可買支「偉佛牌」鋼筆。結果，領了十七元，還了特務長的債，去了一半，但心裡還是很「爽」。

那時，有些排長不樂見我們寫呀寫的，「軍人事業在戰場，勝利基礎在操場。」他們以為我不懂。有一天，我替連上報導了一件「好人好事」的消息登出來了，鼓舞了兄弟們的士氣，一位排長說：「你寫呀寫的，還有點管用。」

當然管用，每月能出十五塊錢，我這個「超級上士」，等於加了半個月薪水。像楊榮昌老師，每個月等於發雙薪(當時稿費約千字十元，他每月總有萬多字發表)。所以，每當「作者諸君，請領稿費」的消息刊出後，有好一堆人高興非凡呢，我當然是，更高興得莫可名狀了。(200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