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缺乏認識與理解，時至今日．心理相關疾病仍然在社會上背負著汙名化的標籤。歧視常常是普遍的，卻在一位又一位個別的病患身上活生生地展現。
這幾乎是我閱讀阿美族作家周牛的小說集《倪墨，誰的？》與散文《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最直接的聯想。周牛以自身的諮商經歷，透過文學的表現，形塑出一則又一則不忍卒讀的創傷故事。《倪墨，誰的》共收錄十篇小說，故事的主題無一例外皆與心理創傷與醫療診治相關－－有因罹患思覺失調症的倪墨、阿良，亦有罹患僵直症的老奶奶舞賽，有因受到性侵而患解離與創傷壓力症的阿娟，亦有因先生受訓罹難而得到憂鬱症的方玉。至於〈召喚〉、〈陳福多的那一天〉、〈老爺爺〉同樣提到了戰爭經驗對於人性與身心的摧殘。
以心理諮商作為創作的主題，本身就具有特殊的藝術構成優勢，身為諮商師的周牛，也並不那麼輕而易舉地理解每個故事主角的創傷因緣。從而在許多故事內，讀者自然而然地順著情節而誘發了好奇，又層層遞進、抽絲剝繭地解謎。然而，周牛並不是透過旁觀他人痛苦的方式在販賣題材，他相當節制，除了巧妙地將身心相關疾病的知識交織在故事中，面對他人的悲痛，他提醒自己也提醒讀者：「突然覺得追謎是件殘忍的事」〈倪墨（Nima，誰的）〉。
終究，對於他人的理解從來就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情，除了具備理智上的思辨、情感上的共鳴，甚至還需要有專業的交往互動技巧。透過文學作品，周牛表現出最引人矚目之處，乃是故事裡不時出現跨界的衝突。
例如〈召喚〉裡的卡比，因為承受不住戰爭創傷帶來的苦痛，鎮日用酒來麻醉自己：「難過時喝酒，酒醒後回到現實，又難過了，再喝……」（〈召喚〉），卡比是拉藍的曾祖父，拉藍遺傳病且承擔了整個家族文化與故事的幽暗。然而拉藍在接受治療的時候也曾經拒絕吃藥，理由是幻覺可以讓他看見過世的女友，甚至能夠與之對話。一旦服藥，這樣的場景就消失了，反而更加抑鬱。同樣的矛盾，在散文集《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也曾出現，〈醒來〉的小陳，是不願醒來的人。透過幻想，小陳同樣看見了過世多年的女友，從而不願意服用藥物。文末，作者提問：「如果幻聽、幻覺可以讓他快樂地活，我們到底要不要讓他醒來？」
沒有給出答案的問題，恰好給予旁觀者更多思考與情感迴旋的空間。
我們的生活世界彷彿被二元架構切割得變成「常」與「異」，所謂的正常人謹守著被視為正常的這個框架與領域，不允許自己有任何的逾越，也抵禦從另一方漫漶過來可能的消息。但是，作品裡許許多多的人物，他們彷彿跨越了「常」與「異」的邊界，不由自主地穿梭往返、來回折騰。閱讀周牛的作品，我們明白那些跨界禁制的舉措，有脈絡、有背景，有著非本質化固著且持續流動生成發展的因果與次序。
這樣的跨界，也顯示在盤根錯節的族群關係上。外省人的國共情結、漢人與原住民的政治與文化衝突、日本人對原住民的統治與規訓……，不得不說，整本《倪墨，誰的》在議題的拓展上可見一些創作上挑戰與企圖。
〈陳福多的那一天〉涉及的認同問題便相當複雜，表現形式也頗為精彩。主角陳福多是一名阿美族的台籍老兵，日本殖民時代結束之後，被徵召至中國大陸打仗，被俘虜後又成了中國解放軍，歷經文革批鬥後，回到台東都蘭……。這樣的一個故事發展，所牽涉之歲月與空間置換程度之大，甚至能以中長篇小說的規模來處理。濃縮在一篇短制中，作者也算巧用靈思，在諮商的主架構中穿插主角與兒子貴東的對話，從而拼湊出整個故事。陳福多的數度改名－－阿美族名Fotol、國民政府改名為陳福多、文革時期又改成陳勇紅、最後回歸台東已經是個連族語都說不出來的陳福多。至於貴東的名字，也暗指了陳福多一生關鍵的兩個處所：山東與台東。貴東向諮商師陳述，爸爸退休之後習畫，畫得高山大海卻都不是山東的風景，直到隨著父親來到了台東，才明白那是父親一生的鄉愁。
二○二○年，周牛一口氣出版了小說集《倪墨，誰的？》與散文集《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合觀二書，又可以發現彼此虛實的跨界。在以「虛構」為稱的小說中，作者卻在〈自序／寫在前面〉將十篇小說的創作主題與意向「真實」揭露；而以「真實」為尚的散文集，為了顧及個案因此而不得不有的「虛構」，乃至於第一人稱的抒情敘述，都似乎不免有了幾分變造。又如散文〈爆炸〉的離奇凶殺案，甚至是透過當年在金門服役的朱伯伯的轉述……。如此真假互滲，足以讓周牛的作品在閱讀上多了一些「解謎」的挑戰－－當然，是關乎趣味，而不關乎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