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文學？如果要為文學下個簡單的定義，綜合學者的見解，「文學」是作家運用優美的字句、辭采、結構、聲律，以語言為工具，呈現人類的思想、情感與想像，以反映社會、美化人生。一般分為小說、散文、詩歌、戲劇，併稱為四大文學體裁，我們也可以據此區分文學與非文學，基於篇幅，本文僅就散文、小說、詩歌等三類，試談如何評之，以就教諸先進。
一、評散文
散文，絕非坊間所謂「煽情式」的感嘆語，而是有其嚴謹的筆法。一般言，散文是一種沒有韻律和篇幅限制的文學形式，易言之，凡與韻文相對者即是散文。我國散文從先秦諸子散文發展而來，歷史悠久，並有所謂哲理、歷史、山水散文之分類，代有散文名家名作，新文學後之現代散文，仍衍於傳統之筆法。
基本上，散文可分為廣義與狹義的解釋，其中，廣義散文即所謂「形散而神不散」之文體。易言之，不講究音韻、排比，沒有任何束縛及限制的文字梳理方式，均可稱之為散文。
廣義上的散文，採用了大多數口語對話，全面運用於文學，報紙、雜誌、百科全書、廣播、電影、歷史研究、哲學、法律和許多其他形式的交流。雖說廣義散文應用如此普遍，但「散文」一詞，仍多稱呼於狹義散文，以我國為例而言，最早的狹義散文甚至可追溯至先秦。
狹義散文是單指文學範疇內，非韻文之作品。正因鬆散帶來的自由，散文作品表達出的思想，通常有著豐富與圓滿的特色。
　 而所謂的現代散文，係指民初新文學運動以來，以白話文為基礎，承襲古典文學之神髓，復取西方及日本風格，在大時代風潮中，以鷹揚多情，橫槊賦詩的章法，為這新時代所賦下的散文。以梁啟超的《政論》作為代表，他的文體淺近，間雜俚語，已與桐城派的古文大為不同。
1917年，胡適和陳獨秀等人提倡文學革命，以白話文為中國文學的正宗，主張建立通俗易懂的社會文學，一時群起風從，成為與詩歌、小說和戲曲並列的文學主流。
　此期間，或強調散文的真情實感；或力主時代的脈絡；或疾呼散文美的實在，在這些波瀾壯闊，轉折崛起於二十世紀初，其主要特色，多用語體，較為平易，較少摹仿古人，較歐化，著重個性，題材也較廣。其易讀、易寫的特性，使這種文體被運用得極廣，可說是人人懂寫。此文體就意境上，依然可略分為知性及感性兩類散文。
　就歷史言，古今中外的散文都是感性、知性同時或者參差發展。在我國，雖說傳統散文，向以議論為主，但早在先秦諸子中，已不乏抒情文字，許多議論性文，就常有精彩的感性流瀉，太史公的《史記》最為動人。就初學者言，若能掌握到這兩種特性，對散文之入門，自有潤色開花之效。
　感性散文的最大的特色，是作者真性情的浮現，其重要的特徵是真摯性和抒情性。抒情性係指以情代事，以情感人。情真意切，感天動地，行之於文，纏綿悱惻。由於有上述特質，墨氣所射，每多呈現作者的真情愫，所以閱讀感性散文，就如同結交一位親近朋友，讀者日漸熟悉作者的生活、人格、情懷，以致最易與作者之間融融泄泄。
　而知性散文係用一定的立場、觀點、闡明客觀事物的道理。其最大特色是避開作者個人的情愫，以表現其思想、見識、智慧。重要特徵有議論性、說理性和邏輯性。千巖競秀，論是辨非，以議論為主旨；說理性係指層層推進，以理服人；而邏輯性則是以邏輯思維來論斷事物。由於有上述特色，知性散文，作者與作品的關係是超然玄遠的；不像感性散文，給人一種摯友促膝握談的溫馨親切感。
　散文是一種流露自我的文章，若全力抽離情感，放棄與生俱來貪嗔癡愛，紅塵慾念的感性，則似乎走進了有筆無文的荒漠；但感性散文又往往流於濫情。因此與其他藝術一樣，圓融是非常重要的。若能中和兩者之長，所謂知性題目感性寫之；感性文章以知性申之，會通為感性與真摯的筆意，自有另一番水活石潤的風貌。
二、論小說
小說是一種敘事性的文學體裁，通過人物的塑造，及情節、環境的描述，來概括表現其境界。「小說」一詞最早記載於《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而我國現代意義的小說，是從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所濫觴，經過漢末六朝的筆記，到唐傳奇、宋話本等而成熟，再傳至明清以四大奇書（後《金瓶梅》被《紅樓夢》取代，成「四大名著」）為代表的長篇小說，和以聊齋志異為代表的短篇小說。至於西方文學，一般依小說長度區分為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及短篇小說等，然而，一般言，小說也都緣於虛構。
雖說小說這名詞直至《漢書》才出現，且列在十家之末、九流之外：「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但若從其敘事功能來看，二千多年前之古典文學，如《山海經》、《楚辭》等神話、寓言、志怪等，均已具備了小說之基本條件。而以白話寫就之唐代傳奇，宋代、元代話本等，更為明清小說之盛世奠下基礎。
但真正現代白話小說之出現，要到五四時期。始於鴉片戰爭、終於五四時期之中國近代小說，可說是現代小說之先聲，顯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倡之「新小說」和「翻譯小說」。這些小說在「戊戌變法」，到1917年文學革命十年間，風行一時。可說是中國小說，由傳統過渡到現代之橋梁，其歷史價值不容忽視。
尤者，彼等在觀念上，均已拋棄過去視小說為閒書之陳舊看法；在功能上賦予小說之較高期待，如康有為所言：「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更直言：「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當然，康、梁等人之說法，雖提高了小說之地位，但彼等將小說功能過分高估，也不切實際。五四以後，現代小說在時代環境更迭，及西方小說之影響下，開創了中國小說發展新紀元，湧現了大批優秀小說家，及深具影響之傑作。1949年以後，兩岸文學雖各自發展，但都為小說界，貢獻了許多足以傳世之作品。
小說紛陳各具其道，應如何論評？以西方來說，十八世紀末，義大利劇作家（Carlo Gozzi）曾經宣佈，世界上只能有三十六種劇情；德國的（Schiller）不相信，費了多年想要突破這說法，結果還是服輸了。直到二十世紀初，法國的（Georges Polti）引證了一千部戲劇，兩百部詩歌小說，重申此說。而在技巧上，以歐洲傳奇之「垂直透視」為例，這種以意義的掩映重疊為中心，不重邏輯次序，與水平連接的筆法，較之於左傳敘事之境界，深而論之，毫不遜色的。
凡此種種，均已直指，如將小說作為一項文類，是有其條件的，而非「說故事等同小說」者，所能憑空舖敘的。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