浯江副刊創新設計，推出「老照片‧說故事」專欄，迴響熱烈，但在已刊出的照片中，要算小石子先生所提供的那張四人半身照最「老」了，為何沒出現比這張民國四十七年十月十一日的照片還早的「老照片」呢？究其原因，應與時地背景有關。

想當年，「照相」這玩意兒，在偏遠地區並不普遍。縣城裡雖有照相館，但一般人多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窮人，一輩子也不見得會照一張相。其次，所謂的「玩照相機」，可說是有錢人的專利。不僅照相機是高級奢侈品，軟片和沖印也很昂貴。即使在台灣，也只有醫生和富紳才玩得起。而當年的金門，是農漁牧的儉樸社會，誰有錢有閑去玩照相機？沒有照相機，那來古老的生活照片？雖然，金城街上有照相館，多是做戍客或地方機構送舊迎新的生意。民國四十年秋天，連上有位同學通過了防衛部代辦軍校招生的初試，在他即將赴台的前夕，同學四人就曾到金城拍過一張題為「暴風雨中的海燕」的合照。至於民眾，結婚時恐怕都不會去留影。

話說回來，古寧頭戰役後的金門，出產了不少的「老照片」，最初的一批，應是匪俘和戰利品的照片，這可從金防部編印的︽廿年︾一書得知大概，民國三十九年的大膽島戰役後，以及那年年底，蔣總統在雙乳山親校，和隨後巡視各部隊時，都留下了一些珍貴鏡頭，如日前楊世英學長所提供的那張。其他如「毋忘在莒」石刻竣工、「莒光樓」、「無愧亭」、「太武山公墓」：：：等許多建築物完工及落成時，也都有照片。只是，拍攝者均為官方或記者，現在只能從舊報紙、老檔案、收藏者資料中見到。此外，莒光樓和台北的中正紀念堂，也展出了一些。

金門地區一般軍民沒有更早的「老照片」，除了前述先天性的窮和儉的原因外，還有後天性的「軍管」。

「軍管」，一般而言，多係對戰地人員和物資的有效管制，以免為敵所用。但金門的「軍管」源於「戰地政務」。據柯遠芬將軍在︽暴風雨︾一書中說，十二兵團早在民國三十八年夏天，在廣東第九行政督察區，就實施了實質上的戰地政務了。胡、柯兩位將軍有對匪鬥爭的豐富經驗，更深知國軍吃了不少「匪諜」的虧。可以想見，他們到了金門之後，「軍管」就已開始了，三十九年四月，蔣經國任總政治部主任，「保密防諜」列為首要工作。「當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口號，當然也不是空穴來風的亂唬人。而金門身為「戰地」，地處「前線」，一草一木，都應「不讓敵人知道」。因此，攝影和照相器材就成了必須管制的項目。然當時的金門，沒有「玩照相機」的，管制的對象，大概只有記者、外賓和照相館了。

「照相機使用許可證」是否自三十九年開始「軍管」時就有？黃振良的︽金門戰地史蹟︾中沒有提到。董群廉的︽戰地金門史話︾，則提到「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三日即舉行全島戶口大檢查」，「戶口檢查的同時，也檢查有無私藏違禁品，例如發報機、收音機、照相機等」。不過，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是同年三月撤銷金東、金西和烈嶼三個軍管區的行政處而成立的。在那以前，血戰剛結束不久，縱明照相機管制，可能只是個「項目」而已。公署成立後，編制完善，能力較強，可能才有「許可證」的設計(含規定事項)。但當時發了幾張出去？恐已無從查考。黃振良在書中所提供的那張「照相機使用許可證」圖片，雖未顯示發證時間，但從照相機的牌子「堪農」，應可確定是民國五十四年以後核發的，因為，民國五十三年出版的攝影入門之類的書籍中，沒有出現「堪農」，而五十五年出版的攝影參考書裡，便有「堪農」了。另外，「堪農」、「美樂達」都是那時流行的牌子，軍中也有不少人買了。又，「許可證」上那隻「堪農」，鏡頭是Ｆ一‧七(最大光圈直徑約22m/m　)，價格較貴。這種購買力，與那時金門的經濟活力，大致是吻合的，所以，「照相機使用許可證」的真正派上用場的時間，應就在那個年代。

但是，有了照相機，不等於就有大量的照片，原因是除了照相機的數量外，便是「許可證」上的「使用規定」：「(一)不得拍攝部隊駐地及機場港口。(二)非經許可不得拍攝有關軍政佈告圖表。(三)不得拍攝兵要地形及一切與軍事有關之建築物。(四)不得拍攝村落交通狀況。」在這「四個不得」中，除第二個「不得」比較好辦外，其餘三項，稍一不慎，就「犯法」了。原因是條文的解釋彈性很大，除非是在家中拍祖宗的神主牌，否則，拍個掃墓鏡頭也可能涉及「兵要地形」或「村落交通狀況」。故縱使經濟條件許可，在「四個不得」的管制下，也會興趣缺缺，這應是形成金門攝影史上「前空期」的最大原因之一。

金門戰地的攝影「放鬆」(不是解禁)，應是民國五十年以後的事。因為，張彥秀著的︽金門︾畫冊，出版於民國五十五年，其中︽砲兵戰士話砲戰︾一文，係民國五十三年所作。該畫冊中，不僅有大膽島上哨兵站崗的畫面，且有羅寶田神父、以及女娃們，分別在巨砲陣地內外與官兵合影的鏡頭。此外，還有中央公路、料羅灣和溪邊等許多「兵要地形」，可說都違反了「四個不得」。若非因宣傳「三民主義模範縣」的需要而作適度的放鬆，斷不可能如此洩露「軍機」。惟拍攝尺度雖已放寬，但抗日戰後出生的一代，這時還沒有力量「玩照相機」，只好讓張彥秀、余如季等專業人士專美於前了。

另一方面，那時的軍中和政委會所屬機構，已有不少的公、私相機。公家的大多用於拍「政績」和「驗收成果」。私人的可就大多在後方「留守」了。一來，他們都知道前方的禁忌多。二來，一些軍官的相機，多是為女朋友「服務」的，到了金門，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所以，往來輪調的人員雖多，但消耗的膠卷，決沒有高粱酒瓶多，再者，縱使當年的過客曾留下雪泥鴻爪，現因不知浯江副刊有這個「老照片」專欄，便也只好在相簿裡默默地「想當年」了。

我很幸運，在金門放寬攝影尺度數年後的民國五十八年重到金門。身兼特戰大隊及指揮組的通信官，保管了兩部情蒐用的，可拍七十二張的「半格相機」奧林拍斯(ＯＬＹＭＰＵＳ)。由於讀了點攝影的書，同時，那時的金門，在我的感覺上真是「滿眼新世界」，處處都是誘人的「獵物」，因此，便常常帶著照相機到各知名景點去「打機關鎗」(攝影行話，即一景連拍多張)，有時，為等待太陽照射的角度，不惜苦等一兩小時。兩年下來，照片拍了不少，而敗筆也多。其中一些有「嫌疑」的，如在山頂拍的南海岸全景，或有軍事設施的，沖印後，欣賞了一下，便連底片都銷毀了，剩下的，也足足裝滿了五本印有「金門紀念」的相簿。

我拍的照片，都是在山外「吳開照相館」沖印的。有一次，在榕園、太湖拍了大半天，沖印後，想選幾張放大，吳老板看了我的選樣，認為沒入選的那張彎腰甩釣竿的最好。我恍然大悟，自選照片，跟自選一首詩，有同樣的「不自知」和盲點，原因是主觀的情感太濃，猶如父母對難產出生的孩子，總要多給點關愛的眼神一樣，而不論他的資質，這種偏愛值得警惕。

那時，「吳開照相館」已有相機出租，以應市場的需要，兩年後，我奉調金防部，手癢的時候，也去租過幾次。這個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攝影管制」已鬆綁很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地生活水準已大大提高的事實。此外，新生代正當「青春不留白」的高潮，照片的產量也逐漸提昇了，所以，現在看到的「老照片」，都以那個時候的多，也就其來有自了。(二○○四、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