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後，許暉林教授〈讀中文系的人〉指出，中文系應該要告訴這個社會能夠做些什麼，「沒有人有義務每年繳稅支持讀中文系的人涵詠個人的生命情懷與人文深度、培養對古典文學的審美品味、或是單純地追求知識的美好。他們覺得需要去說服這個社會，他們讀中文系到底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並論道：「中文系的專業是語言，以及透過語言所表述的一切。……不管是政治外交辭令、電視購物廣告還是高中國文課綱，文學閱讀的訓練允許我們去揭露那些被語言包裹得讓人辨認不出的權力機制、利益取向以及各種偏見和謊言，讓我們不只能夠指出文字說了些什麼，也能夠弄清楚文字掩蓋了些什麼。理解語言效果的運作就是改變社會的起點。這樣的能力可能難以用經濟產值量化衡量，但卻是一種讓我們的集體生命產生質變的重要能力。」簡而言之，藉由中文系對於文字的敏感度，扛起一個改變社會的責任。這個答案相信是很有說服力的。
接續還可以再發問，同樣是與文字相關的科系，中文系之外，還有華文系、應華系、台文系、創作相關科系等存在。中文系又有什麼特別之處？這一點，是我的自問自答。或許最後的答案還是要回到林文月教授的那一篇宣言，只不過我們應該改寫一些內容。倘若僅停留在「保護」、「維繫」的立場，這樣不僅沒有彰顯時代性，且終將扭曲一切。「保護」，反倒變成「反保護」，愛之則害之，事理往往如此。
1911年發明出來的「中國」，問題終究無法迴避。
承接同樣文化傳統的各個國家、地區，各自發展，卻還沒有一處像解嚴後的臺灣擁有著高度的言論自由、高度的資訊流通。至今三十餘年。這個條件下，中文人更該不斷叩問，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負面為何？中國傳統文化對臺灣今日的正面、負面影響為何？居間還包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被現今的有心人士、有心政權利用著、扭曲著。他們又是怎麼利用、怎麼扭曲，我們又該如何抗衡。這一點又呼應著前文許暉林教授的說法，似乎也能在魯迅、胡適的身上找到這份精神。環顧今日臺灣，凡此等等問題，課程設計、重心偏於中國古籍的中文系，俱備著很好的起點。
　　時代在改變，系所本身也會改變。一個原則足以參酌，「讓我們受益最多的人，不是嘗試幫助我們的人（例如提供「建言」），而是積極嘗試傷害我們，但最後無法如願的人。這件事令人相當困惑。」（《反脆弱》，2013年）即使最終無法論證自己「中文系」的優越性，只要市場上依然有大量消費者買單，這個學科本身就有存在的價值，這一個很現實的商業問題反倒讓中文系在節節敗退之後還有著厚實的底氣。
　　這樣的說法，當然也不是要讓中文系成為另類的台文系，而是認為中文人應該採取的姿態絕對不能是只有一面而已，我們永遠不能只是這門學科的「順民」。既然沒有官方力量的束縛，何故不能暢所欲言。年輕學子多少顧慮教職求取的問題，資深教授們往往成就已定，又有什麼好擔憂的。難不成渴望自己的權力再影響學術界延長二、三十年。或者，有什麼東西真正放不下的，真正放不下的那段還是要回溯至1912年前後、日治大正元年之間。
　　對抗起源論，最好的武器是發展論，再多走個二、三十年，演化必然造成新的人、事、物更趨成熟。當它們反過頭，凝視著那一隻垂垂老矣的始祖鳥，始祖鳥也在自己的枝頭上面眺望著遠處的老鷹、鴿子、鴕鳥、鴨子的身形離他越來越遠。除了嗤之以鼻，過一陣子，這個世界不再是始祖鳥認識的世界了。始祖鳥中較年輕的群體，或許感受到一些什麼，幾個世代以後，身高、體重、毛色等都有點不同了。他們看著古早的始祖鳥，發現自己的羽毛更美麗、自己的眼神更銳利、自己的子嗣更繁多。古早的始祖鳥這一邊……似乎什麼都沒有，彷彿連心都被掏走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