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我跟文家姐妹同一個祖父。不同的只是，我的祖父，她們叫「外祖父」。

於是誰也會猜測到我們之間的那種姑表關係。我的父親，她們稱「舅舅」；她們的母親，我稱姑姑。我的父親跟她們的母親，正是一對兄妹。然而，表妹三歲喪母，我從沒見過在金門的姑姑，阿妮阿娜也從沒見過十七歲就離開金門下南洋的舅舅，即我父親。阿娜則有著少許印象。

阿妮從金門到台北到紐約。

阿娜一直在台北工作，台北金門兩頭有家，台北金門來來去去。

我們兄弟姐妹呢，在印尼出生，到中國大陸讀書，然後來到香港。

老一輩的，死別，像我的父親和他的妹妹，即阿娜阿妮的母親。

我們第二代，生離，像我們和阿娜阿妮姐妹。

我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上一代既然這樣大海大洋重隔，下一代當然更是陌生，更是老死不相往來。

如果世界各國不開放，如果海峽兩岸仍處於嚴重敵對狀態，也許我們同在地球上生存，可是始終無法見面，這也不奇怪。

但我們見過面。

一九八一年，我還記得，那時阿妮一家赴美途經香港，她懷中抱著一個，手上牽著一個。

我印象很深，那時我們不知彼此年紀的大小，於是互問出生年月，結果是我大她幾個月，她該稱我「表哥」，我應稱她「表妹」！之後幾年，我們又在香港見到跟團旅行的阿娜姐。

如果以一九八一年第一次見阿妮算起，迄今又二十三年過去了。二十三年，不正好是一代年輕人成長的歲月嗎？

說起來也許難以令人相信，那一次見面之後，他們又幾乎失去了聯絡！驀然回首，那段歲月正是我們身體健康如日中天、在人生路上拚搏的青壯年時期。我們在各自的戰場上奮鬥流汗。歲月就這樣一晃二十三年！

　２

這第二次的見面，不在香港，是在美麗的、寧靜的酒鄉││我們朝思暮想的故鄉金門。鄉親陳延宗設想得非常周到。他恐在金沙太遠，就找了在金城鎮的一家咖啡館安排我們見面。

在那燈色黯淡的咖啡室。我們驚喜地癡望著兩張酷似父親年輕時候的臉。內子瑞芬見到阿娜姐，幾乎驚叫起來：「阿娜姐，你跟我們的叔阿很像！」

「是嗎？」她大概自己沒有那種感覺吧？

我們稱父親為「叔阿」，叫母親則是「阿母」。這應該是閩南的習慣吧？

記得二十三年前，首次見阿妮表妹，我們也有那種感覺；而今阿妮臉龐稍微圓了些，反倒是表姐更像了。那膚色，那神情，那臉上的眉目五官，真是太像了。我們藏有父親年輕時候的照片，他確是長得一表人才，堪稱「師哥」，他常告訴我們，他的妹妹長得很美，美得不得了。我們見到姑表姐、姑表妹就可證明父親說的話一點也不假。那美麗的兩張臉一定遺傳自她們的母親。雖然她們一個已六十餘，一個也已五十幾，但看得出年輕時的風韻，一定是遺傳自上一代。只是我們都遺傳了我們父母輩皮膚的黝黑。這種黑銅色皮膚永遠使人想到了健康和開朗吧。

我看到阿妮右前額一小撮灰白頭髮，遙想重逢時我們年紀已不輕，不禁感慨萬千。她問我有多少白髮，我笑答，如果不染，大概有三分之二是白的吧？我們、子女都承繼了父親的「白髮」，這又是不折不扣的另一種遺產。

一會，阿朗表哥騎著摩托車來了。「文革」使他不良於行，但他居然還能騎摩托車！我在香港見過他多次。見到他傷過的手。文化大革命的悲情又像一股寒氣在襲人。他是那場大浩劫大動亂的受苦者啊。

咖啡館燈色依然昏暗，館內好靜。

只有我們，似乎有著說不完的話題，反而不知從何說起？帶來的書，一路分贈文友，已剩不多。幸好早已寫好阿娜、阿妮和阿朗表哥的名字，每人也有兩本。

說起祖父，說起兩個祖母，說起四十年代的前塵往事，我彷彿在聽著古老而遙遠的故事，簡直沒有置的餘地。如果不是這一雙姑表姐妹和她們的姑姑在祖屋守著，恐怕祖屋會因大家族的離散而衰破殘敗得更厲害吧！

言談中，不知怎麼談起，阿娜姐是在印尼出生，阿朗哥則是在緬甸出生，而阿妮妹則是四川重慶出生。啊，聽得我整個人都呆了。如果面前擺著一張世界地圖或亞洲地圖，我們不是可以劃出一條好古怪的拋物線或扁扁的圈線嗎？這其中的因由，閉著眼睛，都能夠猜測得出是「戰亂」兩個字！赴金門前，與阿娜姐通電話，她說，知道我要去好高興，希望我將來能把她一家的苦難寫出來。可惜，還鄉僅是數日，行色匆匆，連故事的起頭都還未開拓，我們人已回來了。

期盼有一天，我們再度還鄉，在阿娜姐那幽靜的家中，能夠傾聽她對往事的訴說。我覺得她們一家的遭遇，真夠傳奇性了。

　３

四月十八日下午，在延宗兄的安排下，我們到阿娜表姐的家小坐。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亦是女作家的陳秀竹亦一起來。阿妮喜歡咖啡，也很會煲咖啡，真叫人料想不到，原來她跟我一樣也是「好此道者」。難怪皮膚都因咖啡烏而黑。

不知怎的，我提到楊樹清送我的那本︽酒鄉之歌︾中，收有我寫與她第一次見面的︽表妹自海峽那邊來︾，不知她看過沒有？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