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若騰的詩序，看盧子的詩觀

　　釣磯先生對於經書的傳世大有貢獻，但是，他所著的書幾乎全被元朝的人拿走了，如今所存者只剩下︽周禮補亡︾和他的詩集而已。後學之士每每感到非常可惜；但最要緊的是，先生之所以被後世看重而能流傳千載的，不單是只在於其所著之書。釣磯先生在南宋之後，開闢了獨具創見的局面，一時之間名流士紳委身從其學者比比皆是。他雖然只是一介草民，抵抗滿虜的志節百折不回，猶如壁立千仞，婉拒元朝聘任執教詩文，胸懷正直，凜然不計個人生死，終身都以未能力挽狂瀾為恨事，臨終前訓誡其子，不要修建墳瑩。所以釣磯先生死後僅一坏黃土，不曾立碑刻碣，進入明朝，經過了二百多年後，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所在。萬曆年間，有人因其所處位置地形風水不錯，因此，爭欲據為己有，後經由官方出面勘驗，挖地時得一墓誌銘，知其為釣磯先生墓址。先生不求留名，但上天終究還是讓其得享身後清名！　

　　對於不事二姓的吟詠歌謳，在︽島噫詩︾與︽留庵文抄︾裡可謂俯拾即是。︽腐儒吟︾中的「西山薇蕨採未空，夷齊安忍軀命畢。」，︽荒蕪︾中的「我雖不得食，何愧首陽夫！」首陽夫：乃指伯夷和叔齊，為商末孤竹國君之子，父親亡後兄弟倆互讓王位，又同本於周。周武王伐紂，兩人苦諫，武王不聽，遂逃隱於首陽山，採食薇蕨，最後雙雙餓死。盧作為一位奉儒家道統為正朔的文人，在嚴春秋之防、別夷夏之分，誓守不事異姓、不為二臣的堅貞情操上，可謂至死不渝。　

　　除了將「詩格」與「人格」高度統一外，對於詩文本身，盧若騰有著什麼樣的看法呢？在︽君常弟詩序︾裡，他曾經藉著肯定其族弟君常的見解，間接表達自己所認同的，關於詩的定義。君常給他的信上說：「有人說，風呢，是天地的喟歎不順的氣息；詩呢，則是人心中喟歎不順的氣息。這一年來我的心呢，未能得到排遣，因此，一番喟歎不順之氣，只徒然加深了癲狂的毛病罷了。所寫的詩只是記錄了志向未得伸展的不幸遭遇，卻沒能顧得上詩作本身的細緻或粗糙。」盧子肯定了這一番話，他覺得，這些話看似對於詩不甚在意，但事實上卻直接點撥出了詩的「本然面目」。從這個角度看，盧若騰秉承中國一貫「詩言志」的詩觀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詩人，時而言志，時而狀情，時而敘理，時而無言或言之無物，都是常理。然而，文是否得載道、詩是否需言志，歷來卻多所爭論。有沒有純粹的文或詩？詩文是不是必然得承載某種思想意涵？是否一定得與其人格(或是社會認可的價值標準)般配？一個文人的思想與駕馭文字的筆力是否能夠等價？都是評價詩文的一些面向。而盧若騰則謂：「文章如果不具備深刻的質地，即使再精工細緻也沒有多大價值。」，他還認為：「若是仍然用一般詩家所重視的韻律與聲調來衡量，就是還不瞭解詩的根本要義。」、「一個人所作的詩，若都能發自肺腑，不假外求，則文章行氣，定能顯得生機盎然。」(︽林子濩詩序︾)。也因此，他就是用這樣的標準在衡量審視當世的詩歌文章。

　　南明危亡戰亂迭起，讓人觸目驚心。執筆寫詩為文的人卻不少，相互交流傳閱詩作的風氣也很盛，比之國家處於昇平之日，尤令人目不暇給。盧若騰對於當時社會上喜好往來酬酢詩文的習氣不甚以為然，認為只有真正有識見的人，才能從眾多的文章詩作中，一眼看破並區別優劣，他指出：「一個人天性資質的差別，不是因為其詩作的不同、而是由於其內在氣質的差異所造成。而氣呢，是可以透過逐漸培養積累，但卻無法外求。若是想藉由別人的狂放以為自己的狂放，則雖然體態癲狂而神韻必顯得侷促不安。若是想以別人的憂心病痛而為自己的憂心病痛，則雖然樣貌顯得憔悴，神態反而會顯得舒緩從容。(簡言之，好文章定非東施效顰、無病呻吟的矯揉之作)。」(︽君常弟詩序︾)　

　　盧子固然有從詩文識人的本事，但是對於是否應該簡單的藉由詩文去認識「複雜多變」的人，他還是有些保留的。如果是透過詩作來認識人，則人之形色將多得無法識遍。「以人識人」著實比「以文識人」難上許多。在風雨飄搖、危急存亡的關口，到處都有騎牆觀風之輩，一旦滿虜來時帶頭為父老兄弟草擬降書，滿虜一走，就又趕緊忙著到官家去夤緣攀附；真可謂「人前慷慨激昂，人後躲躲藏藏！」。盧若騰倒沒有把這樣的人，一律以「反逆」視之。主要是，他也體認到「時局的水深火熱，不必然都跟滿漢之爭有關」，而且「人的善惡好壞也沒有必要皆二分為忠貞和忤逆。」　

　　況且，「人在身處困頓絕境時，多半難以持節守志而易於沈淪，處世又喜歡沽名釣譽而害怕別人嘲笑譏諷，狡猾隨波逐流的人多，特立獨行的人少，不狂的人指摘狂的人是癲狂之徒，狂的人也指摘不狂的人是癲狂之輩。林間高聳俊秀的樹木容易受到風的吹折，湍急的水流也總因岸邊的石堆阻擋而造成。由此說來，我輩身處亂世，與其從人的角度來知人，不如從詩的觀點來識人。」(︽駱亦至詩集序︾)。　　

　「從詩的觀點來識人」和「詩言志」或「文以載道」是恰恰呼應的。因此，盧子對於「國家鼓勵全國的文人，窮畢生心力於科舉功名，並以文取士的制度」之理解是這樣的，他認為：「科舉的本意是為了可以透過文章筆墨，一窺天下文人士子的氣質是隱晦或磊落、性情是平順或險惡、本質是剛強或軟弱？並以此拔擢天下人才。」(︽自業自序︾)，正是由於這種以文識人的期許，使得盧子從內心深處很難接受「不以人廢言」的觀念。一旦人格悖逆忠義大道，其文概皆不足觀矣！王維如此，楊雄亦然。　

　　楊雄在王莽當政之前，文章詞藻之玄奧天下馳名。他的門前，總有人載酒酬酢、往來不斷，大家都希望能夠拜他為師，一些狡詰的有錢人更是致送錢財千萬，乞求可以依附在他的盛名之下，但楊雄都一一推辭，不肯接受，這是何等偉大呀。但後來王莽當政，楊雄仿︽論語︾作︽法言︾，以取悅王莽、冀求免於禍。在文章以氣節為重的時空背景中，楊雄歌誦新莽的文章著實玷污了後代士子的齒頰！並連帶使其原先受到追捧的玄奧文風，遭到「以艱深費解的詞藻文飾其淺陋識見」的譏諷與批評。(︽自業自序︾)　

　　對於詩文而言，盧若騰是崇尚淺白的。詞藻字句只不過是承載志道氣血的軀殼。在︽紀南書尚華集序︾中，他讚美南書的詩作，決然不是一些文字的堆砌，而是以其忠義血忱，傾注揮灑筆端。其文，即使平庸懦弱的人讀來，也應當可以舒發出其慷慨奮起以迎擊敵人的壯闊情懷。誠然，識詩或識人，都是一種動態的認識過程，必如韓愈所言：「蓋棺事始定」。如今，從盧子詩文中，不難感受那屢屢由其「精忠赤誠之心、充盈浩然之氣」所內化並煥發的高貴人格。其人，其文，其心念，唯「義」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