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是古代天文學家依據觀察二十八宿的運行，及大地上氣候變化和萬物生長老死等狀況，所研發出來的「二十四節氣」之一，時間在冬至日起算的第一○五(六)天。這項研發，目的在教民不違農時，如「穀雨」布穀，「立秋」割禾等是，別無其他意涵。但傳到後來，卻被春祭、掃墓、寒食：：：等習俗攀附在一起，熱鬧得像嘉年華會了。

雖然，清明節是由冬至日算起的第一○五(六)日，但因冬至日也非固定不變，所以，清明節也跟著飄浮不定。經隨意查看了五十三個連續年份的清明節，它總在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間來回游走，但也有三次落腳在「三月五日」，或因這偶而歇腳，才有了如許的艷遇吧！

首先，來談第一個艷遇──春祭，也就是「修禊」。按︽大辭典‧禊︾字的解釋是：「古人於春秋二季，臨水灌濯，祓除不祥的祭祀。在二月上旬巳日舉行的為春禊。」又，同書「祓禊」條引︽後漢書‧禮儀志上︾說：「是(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注：「謂之禊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這種古禮，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應是由於暮春三月之初，時當季節交替之際，氣候漸暖，各種病媒滋生，同時晴雨不定，日夜溫差較大，容易發生流行性病變。為此，特舉辦這種寓清潔衛生和健身運動於祈福消災(或寓教於樂)的戶外活動，以達強身祛病的目的。這跟當今各地常舉辦各種活動來誘導人們走向戶外，並創造商機的做法沒有兩樣，可說跟清明節毫無關聯。但因三月的「上巳日」是按地支來推算，恆是在三月一日至十二日之間游走，故有時會跟清明節來個喜相逢，或前後相隨。妙的是到了魏朝時，不知是為了固定一個日子來修禊，還是為了配合「寒食節」(詳後)的活動，特把三月的「上巳日」固定在每年的「三月三日」。因為寒食節有固定的「野祭」(拜掃)活動，又說寒食節在冬至後一百五日(均詳後)，因此，「上巳日」就和「清明節」掛鉤了。

其次，來談「掃墓」。據︽禮記‧檀弓上︾的「古也墓而不墳」、「古不修墓」、「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易‧繫辭下︾的「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以中野，不封不樹」；蔡邕︽獨斷‧下︾的「古不掃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一作居)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及︽晉書‧禮志︾的「古無墓祭之禮」等記述，便可知古人普遍的漸有墓祭，以及築高墳、種墓木、立墓碑等表記物，係自秦漢開始。這大概是因為社會經濟漸行私有制，並以家(宗)族為社會基礎的緣故。這時，子孫往往擁有豐厚程度不同的遺產。因此，在漢代那種尊親敬祖，懷恩報德等儒家思想的薰染下，便有了春季掛紙(錢)，秋季燒紅包(冥錢包上用紅紙書寫燒受包者的名諱)的掃祭文化。大陸版︽辭源‧拜掃︾說：「拜掃之俗，起自東漢，而盛於唐以後。」大陸劉斯倫︽孟郊‧賈島詩選︾釋孟郊︿濟源寒食﹀，引︽唐書︾說：「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無經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可見掃墓與寒食的親密關係了。

然而，「寒食」是那一天呢？︽辭海︾引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說：「冬至後一百五日(應是依附清明之後的說法)，謂之寒食，禁火三日。」︽大辭典︾：「約在農曆清明節前一日或二日，此日有禁火之俗。」邱燮友︽新譯千家詩︾注趙鼎︿寒食﹀詩，引南宋吳自牧︽夢粱錄‧二、清明節︾：「清明交三月，節前兩日謂之『寒食』，家家以柳條插於門上。」可知寒食幾與前述魏定的「上已日」(三月三日)相同，而且是清明節的「前(一)兩日」。換言之，清明節似已定為「三月五日」(或許是各古代作者著述時的節令巧合)。但「寒食節」的由來，則與東周時的晉文公和介子推有關。

關於晉文公和介子推的故事，首見於︽左傳‧僖公廿四年︾，當時，晉文公結束了十九年的國外流亡生涯，返國做了國君，在封賞流亡期間共患難的功臣時，介子推未向文公邀功討賞，文公就沒有封他。他也看不慣文公，以國家名器去酬庸那些盜功求官的人，便和母親「隱而死」，司馬遷的︽史記‧晉世家︾，則說文公知道子推隱居汾河東岸的綿山後，便把綿山封給了子推，並改名「介山」，以示「記吾過，旌善人」之意。西漢末，劉向在︽新序‧節士第七︾裡，說文公在綿山下「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的情形下，便以放火燒山的激烈手段，逼子推出山受封。結果，子推堅不出山，終被燒死在山上。東漢末，蔡邕在︽琴操︾中，說子推被燒死於清明節前一天，乃下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煮飯，以表懷思。元朝，狄君厚寫了個︽晉文公火燒介子推︾的雜劇，有無續出新的尾巴？不詳。明、清兩代，由余邵魚、馮夢龍、蔡元放等陸續著修的︽東周列國志︾，在第卅七回「介子推守志焚綿上」中，說放火後，火烈風猛，三日方息，介子推和母親相抱死於枯柳之下。焚火時，正當三月五日清明之後。國人思慕子推，因係死於火，便不忍生火，大家吃了一個月的冷食，後漸減至三日。至今太原、雁門一帶，每年冬至後一百五日，預作乾糧，以冷水食之，謂之『焚火』，亦曰『禁煙』。因此，以清明前一天為寒食節，家家插柳於門，以招子推之魂。或設野祭，焚紙錢：：：。

認真的說，清明節和火燒介子推的「艷遇」最為動人，而感染力亦大。這不僅是因為清明節被一個有血有淚，有節有志的悲劇故事掛了鉤，而且是透過了小說、戲劇來傳播(按：滇、川、漢、湘、桂劇、及秦腔、梆子、京戲，都有︽焚綿山︾的戲碼)，比東晉時王羲之、謝安等人的「曲水流觴」，唐朝的「曲江賜宴」及「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等活動，更能獲得廣大群眾的共鳴與附和。

至此，整個看來，原是「本來無一物」的清明節，經過歷朝歷代的一些人工攀附與著色，便像山中的老樹，纏滿了青藤，寄生了花朵，其中有儒釋道的精蘊，有仕隱的風情，以及嚴肅與輕鬆的場景，乃至「路上行人欲斷魂」的傷感，和「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的感悟。可以說，清明節是個多面向、多色彩的節日，尤其在定名為「民族掃墓節」，並和「國際兒童節」(台灣還併了個「婦女節」)串聯後，加上一些旅遊觀光的商業活動，更是全世界華人社會中一個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好節日。曲水流觴或不再作興，禁煙、禁火和插柳大家也不再有興趣。但踏青、掃墓(祭靈骨塔)及親子遊戲的戶外活動，必定有增無減。即使國名變成了「五雞八爪國」，清明掃墓的煙火紙灰，也絕難「灰飛煙滅」。畢竟，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之根，既深且大，不是少數人的權力能將她毀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