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十一月，廈門市文物普查隊在翔安區開展文物普查時，在馬巷鎮沈井村陳氏家廟中發現一塊「奉旨遷界」石刻。石刻有明顯的斷痕，殘存上半部高○‧三八米，寬○‧二八米，厚○‧一三米，無款。據村民介紹，一九九一年重修祠堂挖基時發現，應該是清代順治年間遺留的石質文物。

這是廈門地區目前僅被發現的一塊界石，它起碼有兩點值得探討的歷史意義：

其一，反映清初「遷界」重大歷史事件。

「遷界」也就是「遷海令」，︽辭海︾對此的解釋是：清政府為了防止內地人民對鄭成功抗清軍隊的支持和聯繫，於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里到五十里，並盡燒沿海民居和船隻，不準片板入海。清政府以暴刑保證遷海令的執行，墮毀城廓，焚燒房屋什物；越界者無論遠近，均立斬。阮旻錫(一六二七─一七○五，同安嘉禾里人)所著︽海上見聞錄︾也有類似的記錄：「上至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這就是清初「遷界」的大略慘景。同安(含現在的翔安)有八十六公里長的海岸線，被遷的沿海居民不計其數。︽同安縣志︾記載，順治十四年三月開始禁止沿海接擠鄭成功糧米，十七年九月遷排頭居民及沿海八十八保居民進入內地，康熙十七年閏三月重申海禁，又遷廈門百姓於內地。一六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兵登陸金門，因為這年是「癸卯年」，所以民稱「癸卯之變」。許多姓氏譜牒記載了在遷界中族人離失，家園荒蕪，圖譜無存的史實。烈嶼護頭方氏族譜記載，清廷遷民，「迫遷於同(指同安)之荒界，饑饉荐臻，慘目傷心。」金門盧若騰之子盧饒研於「癸卯之變」翌年在澎湖記敘：「值茲躪島，闔族遭殃，或死於兵刃，或死於饑寒，或死于風濤，或死于疾病，顛沛狼狽，十不存三。」︽樸兜呂氏族譜︾載說遷界時候，民眾逃難，「家中冊籍圖譜，及先世所遺墨跡神像祭器珍玩，概無一存。」東園張氏族譜記載十一世張維岳(一六五三─一七二四)自幼與祖母陳氏相依為命，但「不幸又被播遷，流離極矣」。據金門學者陳炳容先生介紹，金門湖前還有十二世陳丑因為越界而被殺害的資料。

這些零星資料可以看出，清廷自一六六一至一六八○這二十年間的「禁海」活動，同安沿海人民遭受三次「遷界」災禍，金門兩次墟島遷民，那種「天寒日又西，男婦相扶攜。去去將安適，掩面道傍啼」(盧若騰詩)「若驅犬羊」(府志)的流浪生活是多麼悲慘，也說明社會穩定對於安撫百姓，發展經濟是多麼重要。

其二，密切同安與台灣的親緣關係。

沈井是漳(州)泉(州)驛道必經之地，乾隆四十年設沈井舖。這裡距海三十里，官方於此豎立界石，可見當時被遷範圍之廣。那麼這些沿海居民遷往何處？據雍正十一年金門湖前重修的陳氏族譜記載，潮陽、台灣、澎湖、古田、河南、漳州、晉江等地都有他們被遷的宗親。有的則是投靠早已遷往內地的親朋戚友，因為明初為防倭寇禁海，嘉靖間倭寇大肆虜掠，已有許多金門及沿海民眾遷居同安內地，如大同桐嶼許氏，蓮花雲埔田洋陳氏，大嶝北門蔡氏，新店大宅和東浦陳氏等。所以「遷界」時，這些沿海的百姓都可以往內地尋親棲身，如官至廣東副都統的陳昂，世居高浦，也是因遷界而徙居灌口。

清廷頒發「遷海令」，是為了斷絕沿海百姓對鄭氏政權的維護，但「物極必反」，許多沿海的士兵將領、流民百姓被逼加入了鄭成功開發台灣的行列。遷界令明禁「寸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鄭成功則「馳令各處，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草萊，相助耕種。」如順治十四年，就有同安人陳德卿、陳士政等人開墾台灣竹仔腳莊，康熙五年同安人陳元、陳水池等人開發林內莊、潭仔腳莊；丙洲陳大永進住「頭前莊」，東園張勇省偷渡澎湖創業「雙頭看」等。同安籍的鄭成功部將陳永華、林圯、洪旭等都是傑出的開台先賢。據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同安有六十八個姓氏的居民移居台灣，其中有不少的「開台祖」正是清初遷界的移民。如台南學甲陳克恭、新竹林三光、新竹市王世傑、高雄大湖劉二正、高雄六甲柯春行、台南市盧新民等都是明鄭時期入台的先民。他們從同安被「遷」到台灣，帶去家鄉的民間信仰、生產技術、文化藝術、習俗禮儀、方言俚語，因而形成了同安與台灣密切的血緣、神緣、文緣、俗緣、語緣、物緣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