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至少有兩種憂傷，這兩種，都可以歸咎歷史。這兩種，不過就是現實跟想像，如此簡單的二分法，卻是歷史帶給所有人的艱難。我常想，是什麼樣的偶然，讓國軍在退守台灣之際，趁機佔領金門、馬祖？小時候，我常會勾勒國軍沒有退據金門，我會過什麼樣的生活。我不再背誦三民主義，卻要熟讀毛語錄，不用躲防中共砲彈，卻可能會大剌剌掄起棍棒，搗毀島上所有的風獅爺。那個遙遠的、不明朗的偶然，如今仍站在一樣遙遠的未來，像無可動搖的終點，不想、也不能詮釋什麼。

難免要想，這會如何、那又如何？

九三年八月中旬，我有機會返回金門參加文藝營。營隊已是第二屆辦理，前一年，故意擇在八月二十三日舉辦。八二三砲戰正式把金門推為舉世皆知的戰地。我們沒再提戰爭的殺戮，然而，硝煙卻會依著文字、言說，說起就起。要通過煙霧四起的茫茫戰地依然困難，煙霧後頭，還藏躲著金門人何以得過戰場生活的疑惑；要通過的，豈止是煙是霧，還是那不可解的歷史，以及歷史之後所能窺探的另層深意。

而這突發的偶然卻會形成洋流，拍擊許多人的命運，金門人遠入南洋，遷居台灣，島嶼人氣漸乏，島嶼半空漂浮。歷史的偶然當可不斷追蹤，跟上一步又一步，但我覺得，追溯需要勇氣與格局，追到底，或將追到原始生活、追到物種起源，當一切差異性泯滅時，卻又會凸顯現今差異性的荒謬了。於是，我們會不約而同地選擇一個停泊點，當作生命的最初。我跟許多人一樣，都選擇生我、育我的故鄉。

我常窺探的他方在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已有說明。張生動地用蚊子血跟明月光，飯黏子跟硃砂痣，來傳遞人只能有一種軌跡的真實、美好跟遺憾。︽愛因斯坦的夢︾是一本討論時間偶然、突發等情境的小說集錦，它觸發無常這個命題，但無意為此解答，它述說時間無可商量的魔力，正因為人生只有一次，一種軌跡，他者才擁有煥發生命力，如果不是這種遺憾，藝術、文學可能要喪失最有力的依託。

窺探無助事實，我卻常悄悄歸納自己生命的重要轉折，比如說遷居台灣、提前入伍、考大學、到綜藝節目上班、任職佛教機構、轉進藝文雜誌。仔細推論，「我」正是所有偶然的總和，但是，這些看似自然的軌跡，又有那一個真正合乎客觀、真正遵守自力判斷的原則呢？

人生是常被勾勒的他方，我也常做眺觀。曾想，如果早生十年，我會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推手之一，房地產尚未飆漲，股市還沒有跳上萬點，我是低點買入，還是高點套牢？如果晚生十年，正逢網路工具化，我在藝文界的崛起終將擺脫文學獎的壟斷，或能匯入網路巨流，且茁興、且享受價值消費化的好處、難處。

愛情，更值得勾勒。我或將認識一形貌白皙的女孩，且稱她「細明體女孩」。我跟她在記者會認識，她就讀國貿系，剛剛畢業，還沒適應西裝跟套裝穿著文化，穿著大四畢業前，到處應徵穿的洋裝，以及學生慣穿的牛仔褲。不管穿裙或褲，她都能一展修長。她的肩胛是超過了女孩纖細的標準，卻明顯地有股明朗；有雀斑，在眼瞼下方，像星斗排列，我要好奇，何時是雀斑如星雲乍生的初刻？誰會發現，她右邊側臉低垂四十五度角，卻會照出光來。我的眼睜不開，卻還盯著看，像舉目望日，越看越炫，終於有了一點頭暈，才訥訥問自己，這到底是真實還是想像？

如果這是真實，那麼，我將以何種真實面對她的真實？若是想像，那麼，如此深刻的想像畢竟已形成意象的彼岸，我游了過去，但，游得回來嗎？我也想、落入歷史深淵地想，如果我能變造時間加諸我身上的改變，如果我不生在金門、不到綜藝公司上班，或能推翻現在；如果我多年前不到佛教機構上班，也沒了因緣到藝文雜誌社，現實更要改寫，一切都會不一樣。這代表，我也將跟眼前穿牛仔褲參加立委新書記者會的「細明體女孩」緣慳一面，我還有機會看她的側面、低首，並欣賞她細說的落枕痠疼、用電梯夾表弟的惡作劇，以及緊張而起的肚疼、爬十一層樓補托福的喘息？

我這樣想時，無疑會看到：人是時間主題裡，弱智且無能為力的演員，儘管不想主演，依然在臨將上場時，倏地粉墨而出，說該說的話，做該有的動作。當下的時空，隱然客觀了，它成了最主要的觀眾，沈默，不論好壞，都不予置評。而沈默卻是最奪命的聲音，演員在台上，睜著另一隻眼睛打量還有退場重來的機會嗎？還能化另一副妝，說另一種台詞嗎？

美國歷史學者貝克說，「每個人是自己的歷史學家」，潛藏我們內心的，除了妥善打理的現實歷史，卻還覬覦另一種時間流痕，如此劃分，現實的即是真實，覬覦的便是虛構，我們究竟願意用真實還是虛構，去寫下自己的歷史？那一種記法寫下的歷史，才真正符合內心的最大渴望？

有一次家族旅遊，媽媽在台南一間狹小的旅館敘述她的年輕遭遇。一士官長愛慕年輕媽媽，求愛不成，放槍，子彈穿過媽媽下腹，媽當場昏死，醒來已在醫院。媽向來封閉了關於金門島嶼加諸在她身上的傷害跟流言，一開說，竟是血流歷史。媽不說，維持了我對金門島嶼的純粹想像，媽一說，故鄉恰多了破洞。我知道，慢慢得把過於浮面的、流於惆悵的記憶，謹慎地抽離出來，像骨折患者取出支撐身軀的鋼材；然而，這抽取手術畢竟依附著肉體跟心靈，如何從心裡抽出一段鋼材，然後說，我不要它了？媽的左眼、嘴唇、大腿，都還留著電光火石的剎那，儘管心靈願意淡忘，肉體卻仍聯繫著當年的一場敘述，且不斷以微微的痛楚，刺激著、還原著。記憶之於肉體跟心靈，都有一樣的重量。

媽媽是說清楚了嗎？還是，這隱藏太久的事實竟像另一種歷史，隔得遠、看得朦朧，我只能站在不容改變的這個時間點上，想像我不在這世界，到底會損失什麼？然後，從媽媽倒下那一刻起，時間產生另一種流法。我若含願而生，也會是另一個姓氏，屆時，我未必生於金門，極可能生在竹東，且比真正的年齡少了十歲。也許正與「明細體女孩」隔個村落，我於是有機會看她在國小五年級朗讀英文的模樣，還沒長得俐落可人之前的清湯掛麵髮型，我不再悄悄看她，而是直視，直到我的愛意激怒她，或者被她憐惜。

人站在時間後頭杜撰，也像是一種後設演練，人生究竟不同故事搬演，一言一行，盡可拆解、還原，且以另一副形貌現世。

我的疑惑並不會比前人多或較後人少，關於這兩種憂傷，瘋狂的科學家跟傑出的文學家早已敘述多時，這只是一個庸問加入時間巨流中，也知道它會淹沒而去。

是時間，讓我們不同前人或後人。這是你、我活躍的現在，因為它的無法取代，我們就可以活得霸氣。因此，若能見著「細明體女孩」，我或會說，「借你一口氣用用」。她狐疑不語，我接著說，「借你的一口氣，杜撰另一個故事」。她肯或不肯，都無礙她在那裡、我在這裡這個事實，我會說，真能杜撰一個故事來，卻也是歷史的偶然啊！

若說，人至少有兩種憂傷，便也說，人至少有兩種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