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給我辭過年，但有人給我父母辭過年。那是我的幹姐和小姨。幹姐從小失去親娘，８歲寄拜我父母後，我父母把她當自己親生的女兒看待，「乾娘幹老子，一年一件花襖子」，每年總得給她制新衣新鞋，出嫁的時候給她打了一抬嫁妝。因而每年的臘月，幹姐必帶了禮品，或做了鞋子來給我父母辭年。即使我母親後來病得厲害，幹姐也從來沒間斷過。即使是她自己不來，她也總得派上自己的兒子或是女兒來給我父母辭年。小姨也是從小失去父母，成了孤兒，父母把她撫養成人，送上學讀書，成人後又給她打了嫁奩把她打發出門，讓她沒有受過苦。因而每年的臘月，小姨和小姨父便帶了禮品來給父母辭年，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情。只是後來我的老家裏打濫仗，母親一病，小姨才來得少了。

父母也給別人辭過年，主要是給鄉村積了德行了善的醫生和獸醫。小時候我總鬧病，死去一次又被醫生救了回來，為了感謝醫生的救命之恩，父母先後給堂佬，座佬等老中醫辭過年。家裏的牲口，尤其是牛病了，被獸醫救過來，讓我們有了口飯吃，為了感謝獸醫，每年的臘月，父親就提了兩瓶酒，一斤糖或是兩把葉子煙什麼的，去給遠伯、階哥等獸醫辭年。

這便是土家人延續了千百年的辭年習俗。土家人重情義，誰幫自己解除了痛苦，消除了災禍，救了難，積了德，就會永記心頭，每到臘月二十以後，總要提上一些禮品，踏著厚厚的積雪去答謝人家，這就叫「辭年」。辭年的禮物不在多，而在一個「情」字。有俗諺說：「一隻夜蚊子膀，也能辭個年」。受禮之人，不論禮物多少，總是要受的，若是嫌禮物少，或是嫌禮物看不上眼，你只需稍稍表達一些意思，那就是對人最大的不恭，辭年的人便會悄悄地將禮物提出屋，然後丟在你的屋旁，這就叫「辭路」，也就是從此斷絕來往。

我是應該給幾個人辭年的。在我人生的路上，曾有數百個海內海外的編輯老師幫助過我，使我幾百萬字的作品漸次進入了讀者的視野。在我人生的逆境中，原湖北省作協的書記蔣林、省作協副主席劉富道老師和市文聯已經退休的李華章主席等人，伸出大手幫助過我，使我重新揚起了生活的風帆，從逆境中站立了起來。可我至今也沒有給他們辭過年。這主要不在我不重情義，而在於辭年有一定難度，因為編輯老師中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遠在千百里之外，除了逢年過節發封感謝信，或是寄上明信片之外，不可能去辭年。而與我近在咫尺的人卻身在官場，官場有官場的規矩，我不可能因為我的辭年而壞了他們的規矩，或是因為我的辭年而變成了「辭路」，所以一直沒敢。但他們給予我的幫助我一直永記在心。那份情義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奮鬥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