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約取金門海上盟﹀續貂

《浯副》因楊樹清先生一篇〈約取金門海上盟〉，而先後引出終南山、洪進業，及李開進等幾位先生的大作，高潮迭起，熱鬧滾滾。《昔時賢文》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正是這個風景。

「西戒」二字，的確像諺語說的，「離婁告子，打翻帽子」，太難懂了。試著遍翻家中四部大辭書，「不見伊人的倩影」。但在查「西戒」時，發現有「西成」一詞，心中便浮起個「可能是『西成』之誤」的問號。因為，「西成」有「秋收」的意思，可引申為「功成」。郁達夫的詩作於民國卅一年二月的抗戰中期，距「珍珠港事變」兩個多月，我國已加入英美為首的同盟國，不再是孤軍奮戰的「孤兒」了。雖然，東南亞諸國盡在日軍鐵蹄之下，但整個國際情勢對我們有利，勝利的曙光已然初透了。一旦抗戰「功成」，河山重光，郁氏當然要和患難之交的金門友人，回來「約取金門海上盟」了。

隔幾天，見終南山先生訓「戒」為「告」，頗與放翁「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西告」，當然是向重慶捷報河山重光的佳音，通嘛。

接著，洪進業先生疑「西戒」可能是「兩戒」之誤，並列舉前人詩歌用「兩戒」的實例，這就更有說服力了。到李開進先生〈再論《約取金門海上盟》〉一文見刊，指出他所見有關著述所引郁氏該詩都作「兩戒」，並引辭書及前人詩句為證，問題就出現「雲破月來花弄影」的新境了。至此，楊先生或老編似應出來說句話，讀者也可在「豐收」之後，哈哈一笑「結案」了。

關於郁達夫赴南洋一事，唐紹華《文壇往事見證》中有兩篇文章談到。一是〈郁達夫這個人〉，部分資料來自王映霞晚年寫的〈郁達夫與我婚變經過〉。一是〈郁達夫之死〉，部分資料來自作者的姨姪女在香港對何麗有的訪問（何曾於四十年前「聽人勸」經香港「回歸」祖國，留港打工）。在後一文中，也提到蔡清竹被日本憲兵以印偽鈔嫌疑抓去，經郁氏出面向憲兵隊長解釋，說蔡是非常守本分的好人，蔡就被釋放了。之後，蔡也向日本鬼子「感恩」了一大筆錢，郁、蔡二人遂成了好友。現將兩文中相關資訊摘要如下：

一、民國廿七年三月初，郁氏有去武昌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的消息。同年七月九日，郁氏與王映霞於逃難時期的湖南漢壽家中，在胡健中、周企虞的見證下，由郁親筆寫了一紙離婚協議書，王立即簽了字。稍後，福建省主席陳儀電促郁氏回福州，王隨後取道浙江江山趕到。夫妻會合後第三天，郁氏就帶著妻小赴新加坡應《星洲日報》之聘。民國廿九年三月，郁氏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八月，王映霞孑然一身回國。兩年後，在重慶與鍾賢道結婚。

二、郁氏於民國卅一年二月，日軍登陸新加坡、馬尼拉時，化名「趙廉」，逃到印尼，在武吉汀益一所華僑學校教書。為了安全起見，經常說日語，因而被日本憲兵隊拉去當翻譯，也因此而結識了不少日本人，並暗中營救了不少華僑和印尼人。但他內心實不願意幹下去，做了一年後，幾經周折，最後找到日本醫生開了一張肺病假證明.，才得脫身。民國卅二年初，他回到巴爺公烏，和華僑友人開設「趙豫記酒廠」，擔任經理。友人以避日軍起疑為由，居間作伐，便於同年九月十五日，在巴東和何麗有結婚，旋即帶著妻子回巴爺公烏。但他並不常去酒廠，也不過問買賣，只是經常請些日本人（含憲兵隊）來家吃喝、打麻將，也不時去日本人那邊應酬，或替人向日本憲兵隊求情。另外，他常在夜裡看書，或是寫什麼，直到天亮。有時喝醉了，就大聲歌哭，何氏不敢問他，問也不回答。日本投降前，他常去別的地方偷聽盟軍廣播，回家後就告訴何氏：日本快投降了。.日本真的投降了！他要大大的慶祝。次日，他弄了酒席請朋友來一同慶祝，正要舉杯，忽有人來找他出去，便一去不回。四天後，日本憲兵隊長親來告知何氏，不必去找了。隨後，新加坡報紙報導了郁氏被殺害的消息，日本人還說是共產黨幹的。之後，蔡清竹告訴何氏，說1944年初就有人向日本憲兵隊告密，郁氏也知道身份暴露了，但又欲逃不能，便於1945年元旦寫了一份遺囑託蔡保管。蔡又說，日軍要除掉他，倒不是因為他是中國人，而是怕他日後寫文章揭露日軍在印尼的暴行，因為他是知道得最多的直接目擊證人，所以要「滅口」。

看完上述情節，本能地打開《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查到戴笠在抗戰中期對中南半島及鄰近國家的情報佈建情形：

一、民國28年3月：歐戰爆發，印度尼赫魯來華商合作，戴笠派員赴印佈建。

二、民國30、11、20：電令加強河內、西貢、海防、新加坡、仰光、臘戍、馬尼拉等地情報佈建。現留香港派往南洋各地工作人員，應即促前往。

三、民國30、12、18：（珍珠港事變後十日）日軍襲取香港，星、馬岌岌危殆，英國急欲與我情報合作，逐建議成立別動隊擴大（華僑敵後）游擊。

四、民國31、2、3：電令對緬甸境內預定設置的電台，應於一個月內完成。

五、民國31、2、16：（新加坡淪陷第二天）電令對新加坡電台不能斷訊，並設法恢復第二台之通報。又詢問現能掌握多少星洲游擊隊？有無武器？

六、民國31、4、11：電令對印度的工作急須妥為佈置，並加強佈置境內電台，最好派幹員前往購料製造。又，本月美國派員與我情報合作。

七、民國31、1、8：電詢曼谷電台是否經常暢通？.

將戴笠在中南亞的情報佈建資訊，和郁達夫由福州下南洋以後的行動做一對照，再將楊樹清先生〈約〉文中的「他的星洲華僑文化戰時工作團」，和〈作家是永遠的〉（浯副95、3、29）文中的「郁達夫在南洋抗日團體」，以及李開建先生〈再論〉文中的「遠赴南洋作海外宣傳」等資訊套上去，就似可想像成郁氏奉陳儀電召回福州，隨即攜眷前往新加坡，其中定有「國事」成分。新、馬淪陷後，郁氏化名「趙廉」赴蘇門答臘，與戴笠在此時期加強南洋一帶情報佈建，英國急欲與我情報合作，以及李開進先生〈再論〉文中，郁氏與英國情報部門的華籍職員李筱英結識與分手等情節，時間恰好重疊。又，郁氏擔任酒廠經理，卻不常去上班，也不過問買賣.。與何氏結婚，是為避免日本憲兵隊對他起疑心。婚後常以酒肉、麻將週旋於日本人中（可能為便於營救別人）。且常在夜裡看書，寫東西。白天常跑到別處去偷聽盟軍廣播等，看來都非比尋常。但他是不是戴笠系統的人？無從查考。.惟在戴笠的電文中，我們發現他們在新加坡有個電台失聯，時間與郁氏化名潛赴印尼巧合。所以看來看去，他都有點像「地下戰士」，但因他的詩酒女人最風流，故為人樂道，這倒也應了放翁「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的古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