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代文評雖有出入，但大體乃以真性情，反映社會現實的關懷為主流，呈現一種發抒情感、關懷生命、及士報國恩的精神。不管是漢魏各家的傳經事業、韓柳歐蘇的道德文章，程朱陸王的心性義理，到治亂興廢的世道人心皆應如此，這才是所謂有思想的偉大文學，這也才是遍觀中外文評之後應有的時序百年心。—

一、活水源頭唯思想

倡導建樹更應見林的人文思想，於一九四二年在芝加哥大學創立社會思想委員會的經濟史家乃孚曾言：「任何時代都需要少數具有原創能力的思想家，提出新的觀念來倡導學術，而這種新的觀念往往是來自新的問題，而新的問題的發現，又往往需要有橫跨科系的思想與閱歷的浸詠功力。（林毓生：思想與人物）此種具批評性的學術理論，博蘭霓曾引法國數學家朋加萊學術發現四階話：「準備、潛伏、豁然開朗、證明」來闡述，不無與王國為《人間詞話》中所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頗有匯通之處：（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p,127）

即學風的拓展，必須要透過思想者不斷的自我論辯：一種具有批判性的論辯思想。作為中國國學主流：文學更應如此。且舉屈原、杜甫、曹雪芹為例，或拿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基、湯瑪斯為例，最偉大的文學都來自於批判自省的思想；一種具有活水源頭的思想。

二、從意適便藉通論

有了上述初步認識後，再回看中國文評之論，就不致有閉門造車之憾。中國文學，足堪矜跨的，不僅是源遠流長，古今互通，新舊交流，從最古老的甲骨文、殷商文字、金石銘文，乃至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到新文學，不但是舖采摛文，體物寫志，更重要的是自先秦起就有源源不絕的文評，不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鍾嶸的《詩品》，遠自孔子對詩經「思無邪」的定位，中國文學的評論傳統，不但是中國文學的活水源頭，更見證了中國文學的切中肯棨與反省。但正由於歷代評論者無不宏碩大椽，豈是寸筆所能量度矣！

故本文試以所謂大題小作的通論，專就宋代蘇軾的文評來研究，主要在避免議而不論；論而不中的缺失。當然，按理說，通論必須建立在許多專論研究基礎上，立說始能穩妥，但並不是說，必須要等到所有問題解決後才能寫通論，若如此，則通論永遠不能出現；但也並非說，我們對某一題旨相關問題全無所知，也可以寫通論。清末朱一新曾說；「考證需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可謂本文之寫照。

三、文風當令西崑體

自宋太祖開國至英宗，乃北宋昇平盛世，約一百餘年，中原宴平，時尚奢華，歌坊酒肆林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中即曾言道：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

此期間文人，論生活，則偎紅倚翠，淺斟低唱；論作品，率花間餘緒，婉約清麗。在此環境下，文壇上產生了宗李商穩，以楊億、劉筠為代表，追求藻麗研華的「西崑詩體」。

楊億在《西崑酬唱集》序中，表示他們創作傾向：「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澤，發於希幕，更迭唱合，相互切劘。」可見他們創作，只是為了更相唱合，不過是從前人作品，尤其是李商隱詩文中，採取一些華麗的辭藻，駢麗的技巧以裝飾自己的篇章而已。這種漠視現實內容，刻意追求形式華麗的文學主張，在當時四方獻符瑞，天子興禮文的大時代下，在宋初文壇，自然風靡一時。《神宗舊史》言：「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其學博矣，然其文藝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助瀾，助其氣勢。」（《歐陽文忠公文集》附錄）宋初文風可見一斑。

　 四、大筆如椽鼓風雲

　此種毫無生氣的文風，終引起有識之士的文學革命，反對晚唐、五代以來西崑體的華靡、險怪等不良文風，強調繼承李杜詩歌、韓柳古文的傳統，要求文學作品應當表達現實的內容，積極發揮社會教化作用。其中以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蘇軾等人為代表。諸家雖目的一致，但各家創作成就不同，理論也很不一。尤其在古文方面，雖同宗韓愈，但對於道的理解以及道與文的關係，各家均有出入。本文僅舉歐陽修之後，才思慧敏，為文如行雲流水的蘇軾來論。

蘇軾出身儒家、參雜道釋，使他在立身處世和觀察方面，較為開朗通達，而有時又表現出消極的傾向。理論上，他強調文學內容及社會作用的同時，亦應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因文學本身有如金玉，自有定價。（《答謝民師書》）他的論點，固不同於庸腐的理學家，也不同於以治教政令為主的政治家；而較近於歐陽修，但又有其超越處。

在古文方面，反對艱深怪僻，提倡平易通達。倡言「辭達」，主張「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對於「以艱深文淺陋」的楊雄，進行了批判。

在詩歌方面，他一面推尊杜甫，要求詩歌必須「有為而作」發揮「寓物托諷」之義；另一方面，他又讚賞陶淵明平淡閑適的詩境，仰慕魏晉詩人的高風絕塵，特別欣賞司空圖的《詩論》。而他自己作品的風格，主要近於李白的豪放。這應與他政治生命的變化，和儒佛老莊多方影響有關。其文論有四：

其一、有為而作。蘇軾論文，強調有為而作。對文學內容，要求切合實際，反對空談。所謂有為而作，要求文必中當世之過，以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捕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因此他不但反對無病呻吟、徒尚形式的華文，也反對理學家那些脫離現實的危言高論。有為而作的精神，在於內容充實，此充實來自於閱事觀物的體志。「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南行前集敘》）他認為，作家必須接觸現實，從山川、風俗、遺跡以及耳目所及深入感受，才能充實內容。頗有太史公心目所及，文情赴之之風也。

其二、尚自然。蘇軾在文學方面，崇尚自然，反對雕琢。他自評其文說：「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如是而矣。」（《文說》）他的詩歌散文，在藝術技巧方面，確實表現出這樣的特徵。正因如此，他既反對雕鏤以靡的時文，也反對深迂怪僻的古文。在《上梅龍圖書》中說：「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樸，無所藻。同時，蘇軾對當時千篇一律、形式固定的程式文章，也表示鄙薄（見答王庠書）。所以對當時王安石企圖以自己思想去統一文壇，深表不滿，但他也稱讚王安石的文章。只是反對他那種好使人同的心態，認為將造成文壇的荒蕪，彌望都是黃茅白葦。

反映出蘇軾在文學方面，主張「橫看成領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自由學風。（《題西林壁》）而這文風，不無受到陶淵明「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入玄境，以玄學體會自然，乃能表裡澄澈，一片空明，產生「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的人生觀（《超然台記》）進而昇華至迴絕事塵的意境。

其三、辭達。在崇尚自然基礎上，蘇軾進一步闡揚古代關於辭達的理論，賦予新生命，他的思想，是針對孔子「辭達而已矣」來的。往昔對這句話，都是從尚質輕文的精神來看待，認為文辭但求通達，無須文采。

蘇軾卻認為能真正能達意的文辭，不是不需文，而是語言藝術的最高境界。世人把達意作為語言表達的初步階段，他卻認為是最高境界。所以他說：「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皆見《答王庠書、答謝民師書》他進一步認為要辭達，首先要繫風捕影，求物之妙，要求對客觀事物深刻的觀察，達到了然於心，形成文學中的意，再充分運用語言藝術功能，把這一準確、生動表達出來，達到了然於口與手的境界。

在此論點上，蘇軾論畫論詩，都是貴神似而輕形似的。蘇軾是文學家，又是書畫家，他理解詩歌書畫的共同特徵，故常把書畫和詩歌連在一起談，「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韓幹馬》）「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他鄙視徒具形式，強調以傳神寫意為貴，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詩）的藝境界，和他前所提及的「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精神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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