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若以為畫馬的不必像馬，作詩的不需切題，那可是誤解。王若虛說：「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滹南詩話》）他認為「詩畫本一律」他們的精神都是舍形忘影的。

其四、詩論中不同之觀點：蘇軾論詩，強調有為而作和託諷補世之義，推崇杜甫。他自己的作品，富於浪漫精神，其揮灑自如，超邁豪橫的風格近於李白，他的七古七絕尤著。至於「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又與韓愈相近。但他又讚賞淡雅高遠的陶淵明，集中有《和陶詩》一百二十首，世人多謂其自相矛盾，實是可議的。他後面這些論點及作品，大都出自晚年，這和他飽受政治逼害，流寓四方有關。《在追和陶淵明詩引》一文中，可看出他晚年的詩境和心境。

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後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他晚年謫居惠州、儋耳窮鄉僻壤等地，生活極為貧困，加以垂老，心境由絢爛返於平淡。在此種環境下，欲以淵明為師範，想就陶詩尋求寄託，也就很自然的事。況「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有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答程全父推官》第三首）在這種主客觀環境下，「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和歸去來兮辭》），景仰淵明不願同流合污的精神，和閒適自遺的生活態度，進而在其詩歌中體會到「質而實綺」的藝術特質，和唱其平淡的詩境，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觀淵明之詩，我們可以體悟到，一個偉大的靈魂如何從種種矛盾失望的悲苦孤寂中，以其智者的妙悟、仁者的深悲、勇者不悔，化悲苦為愉悅，而歸其精神於淡泊干青雲的品藻，寫下他那「豪華落盡見真淳」的不朽詩篇，此與蘇軾「吾安往而不樂也」不正殊途同歸？

而柳宗元一生貶謫，其境遇和蘇軾頗有相似之處，也因此蘇軾晚年，於陶詩之外也很愛柳詩。「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東坡題跋》）他在晚年有（《書黃子思集後》）一文，論述了他這種偏愛超然淡泊、高風絕塵的意境。反映了他晚年人生態度和藝術境界的衍變，呈現出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和追求蕭散恬淡的人生觀，進而影響到他殘燈古夢、日月清朗的文學觀。

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其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

五、觀照傳統而出之

被稱為莫札特式史學家的美國學者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一九五○年至六○年間出版一系列作品，探討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以及儒教中國及現代命運，提出兩個論點。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認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呈現理智與情感斷裂，一方面在情感上依戀傳統，另方面在理智上全心擁抱西方文明。引起不少有識之士對傳統與現代關係的關注。

但是否如列式所言的斷裂關係？事實上已受到挑戰，魯道夫（Lloy I Rudolph amd Suzanne Hoeber Rudolph）夫婦即是，據他們夫婦研究印度傳統及現代化過程中發現，傳統與現代之間具有非常複雜，甚至可稱為辯證（dialecyic）的關係，不僅傳統中涵蘊有現代性因子，而現代化本身中亦不乏脫胎於傳統的成分，甘地便是最善於運用傳統人物。（The Modernity of Yradition Politic ment in India Chicago1967）誠所謂於空寂處見流行，於流行處見空寂。

劉勰在《文心雕龍》倡言：「文章是道的表現，道是文的本源；古聖人以文現道，用以治國現道：用以治國教化；聖人之經是文學作品思想的標準。」同樣觀照了《典論》之言：再舉以「辯彰清濁，掎摭例病」為宗旨，鍾嶸的《詩品》，也表現了觀照傳統的思想，清代章學誠從史觀上給予極大的評價：

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意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深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文史通義，詩話篇》）

易言之，各代文評雖有出入，但大體乃以真性情，反映社會現實的關懷為主流，呈現一種發抒情感、關懷生命、即士報國恩的精神。不管是漢魏各家的傳經事業、韓柳歐蘇的道德文章、程朱陸王的心性義理，到治亂廢興的世道人心皆應如此，這才是所謂有思想的偉大文學，這也才是遍觀中外文之後應有的時序百年心。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