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象三：在宋人鄭虎臣編的《吳都文粹》，明人錢穀編的《吳都文粹續集》，明人王鏊編的《姑蘇志》等三部文獻裡，只收有張繼的〈楓橋夜泊〉，張祜的〈題楓橋寺〉，和杜牧的〈懷吳中馮秀才〉等三首有「楓橋」二字的唐詩。但張繼的詩原本無「楓橋」二字。而杜牧的詩，內容全同張祜的詩，前人已疑為張祜的作品（張、杜是好友，互有唱和）。故實際上僅有張祜的「長洲苑外草蕭蕭，卻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疏（一作秋）雨過楓橋。」一首，有「楓橋」二字。

以上三個客觀事象，似可說明一個可能的事實，即：張繼當年船泊松江時，蘇州城外還沒有出現一座名為「楓橋」的橋，詩中的「江楓」，就是指「松江岸邊的楓紅」。因為，「江楓」是個極普通的複合名詞，跟「山蕨」、「河豚」、「岸柳」之類沒有兩樣。又，「江楓」在古典詩詞中常見，例如與張繼同代的詩人中，劉長卿〈秋杪江亭有作〉的「寂寞江亭下，江楓秋氣斑」、〈花石潭〉的「江楓日搖落，轉愛寒潭靜」、〈登古吳城歌〉的「天寒日暮江楓落，葉去辭風水自波」。錢起〈江行無題〉的「停船搜好句，題葉贈江楓」。郎土元〈送李敖湖南書記〉的「入楚豈忘看淚竹，泊舟應自愛江楓」等等皆是。尤其是劉長卿的「天寒日暮江楓落」，是在蘇州寫的，總不能解成「江橋和楓橋都塌落了」吧。

「楓橋」既首見於張祜的詩中，接著，不妨來探討一下「楓橋」出現的時間了。

張祜的生卒年，一般都「不詳」。依《唐才子傳》說：「大中中，卒於丹陽隱舍。」「大中」是唐宣宗的年號，自西元八四七年至八五九年，取其「中」，約八五三年。張祜此詩作於何時？雖無從查考，但總不會晚於八五三年。換言之，張祜逝世前，蘇州已出現「楓橋」的名稱了。

其次，據《蘇州府志》所載，劉禹錫任蘇州刺史，係從太和六年到八年，亦即做到西元八三四年。如果，他在蘇州時修了「楓橋」，不可能沒有詩酒盛會。今既在他和他詩友的詩文裡找不出一絲有關修造「楓橋」的墨痕，則意味著在西元八三四年以前，蘇州沒出現「楓橋」的名稱。

綜上所析，蘇州之有「楓橋」這個名稱，大約應在張繼過世後一甲子左右的西元八三四－→八五三年之間（張繼的生卒年，據近人考證，約為西元七一五－→七八○年，見三民《大辭典》）。而張繼這首詩，也據近人考證，係作於天寶十五載，西元七五六年（見旺文《中國古典文學大辭典》），安史之亂這年秋天流寓蘇州時。這樣看來，張繼詩中的「江楓」，顯然不是指「江橋、楓橋」了。

「江楓」的問題概如上述，現在來談談「愁眠」。

說「愁眠」是「何山」的王教授，她的資訊來自陪她去參訪寒山寺的蘇州戲劇博物館程副館長。惟「何山」並非空穴來風，據明人王鏊編的《姑蘇志．一》所附「蘇州府境圖」上，距楓橋不遠處，確有一座「何山」。又，《姑蘇志．三．卷九．山．下》有如下記載：「何山，在獅山北一里，其地舊名鶴邑墟，故山名鶴阜山。因梁隱士何求、何點葬此，改今名。」這兩部方志，都是早年由商務景印發行，算是「原裝貨」，但都沒有「鶴阜舊名愁眠」的注記。再者，鶴阜因梁朝何姓兄弟隱居該山而改名，一直沿用到明、清未變。故除非能拿出「鶴阜舊名愁眠」的證據，否則，「愁眠是山」的說法，便是穿鑿附會的無稽之談。

不過，這「無稽之談」也其來有自。原來，說「愁眠」是「太湖七十二峰中的一峰」的，是姜先生在另一篇「回應」文章中說的：「我再來說明『愁眠山』，也是有所依據，並非我信口亂說，更非我的『新發現』，是我最近翻書發現的。說『愁眠』是太湖七十二峰中的一峰，是文壇老前輩陳定山先生，在民國六十年出版的《春申舊聞》一書中，〈張溥泉書寒山寺碑〉這一節中所提及的。」

陳定老《春申舊聞》中的〈張溥泉書寒山寺碑〉，很多年長的讀者都讀過，茲將相關原文照抄如下：

「姑蘇城外寒山寺，雖是水鄉，卻並無多大風景，卻以此碑出名。而更連想到下面一句『夜半鐘聲到客船』，把寺裡的那口鐘會傳起神話來了。說什麼『江楓漁火對愁眠』，愁眠是太湖七十二峰中的一峰，楓橋的鐘聲，夜半人靜，在愁眠也聽得見的。因此就起了日本人的盜寶之心。」

陳定老這段文章寫得很清楚，且用了「會傳起神話來了」及「說什麼」等具有諷味的片語，立意至為明顯。此外，該文中並談及那口鐘之被劫東渡日本，有中、日貪財愛寶者相互勾結的情事。這都暫不管它，祇就陳定老上面這段原文，和前面姜先生說的話一對照，便知姜先生沒把陳定老的文章讀懂，致有斷章取義之疑。

其實，這個「江楓是橋，愁眠是山」的子虛烏有的傳說，臺灣師大邱友教授於民國六十二年，在其注釋的《新譯唐詩三百首》裡也曾指出：「此詩在日本也很流行，且將『江楓』解作江橋和楓橋，並謂蘇州今有此二橋，這是錯誤的。由於張繼這首詩寫得太好，有些好事的人，便在蘇州蓋起江橋楓橋來，唐代恐怕連『楓橋』也沒有，只是在楓樹岸的橋邊，現（如今）在後世輿地府志的書上，竟然也有楓橋的記載，甚至於有人把『愁眠』解著『愁眠山』，也拿後代的輿地的書來證明，更是錯誤。」

邱教授的解說，應是參考了大陸建政後出版的相關圖書，其中雖稍有不完善的臆猜，但因在注釋、分析中沒法大寫考證文章，故也只能如此點到為止，然亦決非無的放矢，蓋他的注釋和分析，不是憑空捏造的。而關於太湖七十二峰的問題，茲再據明人王鏊編的《姑蘇志．三．卷九．山．下》所載山名全錄如下：

「莫釐山、黿頭山、禹期山、夫椒山、津里山、橫山、陰山、葉余山、長沙山、衝山、漫山、武山、余山、三山、厥山、澤山、馬跡山、錢堆山、大山几山、小山几山、獨山、東鴨山、西鴨山、三峰山、大峰山、小峰山、小椒山、杜圻山、大貢山、小貢山、五石浮山、茆浮山、思夫山、南烏山、北烏山、大雷山、小雷山、大千山，小千山、紹山、青浮山、?浮山、東嶽山、西嶽山、粥山、琴山、杵山、大竹山、小竹山、長浮山、癩頭浮山、殿前浮山、龜山、謝姑山、小謝姑山、玉柱山、金庭山、垓山、舍山、歷耳山、筆格山、石蛇山、鼉山、小鼉山、驚藍山、箭浮山、王舍山、苧浮山、白浮山、篛帽山、貓鼠山、石碑山。」

以上七十二山，山山盡收眼底。有些山，還注有來歷和沿革，但卻未見「愁眠」的影子，且連「舊名愁眠」的注文也找不到。古籍所無，今人傳之，當然是多事者的穿鑿附會了。

總的來說，江山孕育人文，人文富麗江山，本是江山人文互補互益的美事。但這個「江楓是橋，愁眠是山」的附麗之說（作），原是好事者的踵事增華之舉，俾供茶餘飯後的助談之資。更因時來運轉，成了風景解說員口中的「蓮花」。即使如此，也大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但在另一方面，卻因它牽涉到詩與史的問題，這在文史工作者的眼裡，就又不許等閑視之了。尤其是在社會上有點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如教授、作家等等，對那些旅遊解說員的口中「蓮花」，若不加思索地照單全收，固不足取。若是心有所疑，想提出糾辨以正視聽，卻在做法上違背了「今不證古，後不證前」的考據原則，弄出似是而非的結果，不但不能終結「以訛傳訛」的亂講，且更是變本加厲的「以訛易訛」，「有不如無」了。（下）